李曜于是轻咳一声，引起李巨川的注意，然后轻声道：“皇帝，天下至尊，却也是孤家寡人，其掌控朝政，在于用人。宰相、翰林、中尉、枢密……便是皇帝最为关键的棋子。”
李巨川眼珠一转，略微沉吟，扬眉问：“明公是说，平衡？”
李曜轻轻点头，又微微摇头：“有时候要平衡，而有时候未必要。七上八下……其实也不错。”
李巨川微微蹙眉，仔细咀嚼李曜的这番话，他知道李曜这是在点拨自己，也知道这同时也是一种考验。为将来自己心中的抱负能够施展，他不能让李曜失望，搜肠刮肚冥思苦想起来。
大唐自中唐以降，在朝廷的中枢体制中存在着四股势力：宰相、翰林学士、神策军中尉、枢密使，皇帝一般也就是通过重用其中一部来控制政权。
在这四者中，最有实力的要数宰相和神策军中尉。前者是政府官员的首脑、掌握着政府机关；后者则控制着御林军、维系朝廷的安危。相比之下，翰林学士、枢密使手中并无实权，只是在决策中起一定的作用。然而，中枢成员并没有固定的轻重次序，四者都有过权力独专的时候，他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皇帝的态度。而当时李晔登基之后，自然也要选择其中一个来辅佐自己治国安民。
神策军中尉和枢密使都是由宦官担任，此二者是打压的对象，是不可能重用的；而翰林学士在晚唐才进入中枢，目的是为了消弱相权，可现在的相权非但不能消弱，反倒应该扶持。那么倚重的对象已是一目了然。
于是李晔临朝初期，即把宰相当成倚重的对象，朝政皆与其商议。
李巨川回忆起文德元年时，朝中有四位宰相：首相韦昭度、次相杜让能、孔纬、张濬。四人都是僖宗朝的宰相，在李晔登基后继续留任。这四个人都是名人，李巨川那时已然“出道”，对他们的了解当然不差。
韦昭度，京兆韦氏。韦氏在本朝是大族，分为东眷、西眷、京兆、驸马房、勋公房、南皮公房、龙门公房、逍遥公房和小逍遥公房等九房。俗语云：“城南韦杜、去天尺五。”韦氏族群庞大，韦昭度个人又才华出众，加之经营内廷有方，成功上位。
杜让能，字群懿，大唐开国元勋杜如晦七世孙。其父杜审权为懿宗朝宰相，颇有政绩，人称“小杜公”。咸通十四年，杜让能中进士，以“词才敏速，笔无点窜，动中事机”，深得僖宗赏识。杜让能对大唐是赤胆忠心、肝脑涂地。僖宗初次幸蜀和再次逃亡期间，杜让能历尽千辛万苦奔赴御前，追侍左右、寸步不离，令僖宗大为感慨，极其依重。李晔登基前即参与朝政、“握兵中要”，与杜让能来往频繁。既欣赏其才学、又看中他的忠义。即位后，除继续让他留任次相外，又使其进入三公之列，位极人臣。
孔纬，字化文，山东曲阜人，正宗的孔子后裔，圣人血脉。大中十三年考中进士，在宣宗朝即做到了户部侍郎狂野无双。孔纬为人“器志方雅，疾恶如仇。既总宪纲，中外不绳而自肃”。因保驾有功，被僖宗提升为宰相。
张濬则是个“奇人”，此公倜傥不群，诗书满腹。就因为经常口无遮拦，故不容于世人；应举时，旁人也不待见。张濬于是郁郁寡欢，索性隐居深山，渔樵耕读，自给自足。后来枢密使杨复恭出使途中与张濬邂逅相识，惊艳其言谈举止，在他的大力举荐下，张濬由不名一文的一介白丁直接当上了太常博士。不久，杨复恭失势，张濬突然开窍——见风使舵、转而投靠田令孜，官是越做越大。当然了，这种品性，漫说李袭吉，就连李巨川也是看不上的。
光启三年九月，张濬拜相。其时又是杨复恭掌权。虽然杨复恭对张濬的“二五仔”行为是恨得牙根痒痒，但因为是僖宗看中的人才，也不好明里反对。杨复恭扶立李晔后，自命定策国老，一时权势熏天、风头无两，有意想排挤张濬。岂料李晔同样赏识张濬的“才干”，知道他与杨复恭有隙、硬是顶着不办，杨复恭徒呼奈何。
李巨川得了李曜点拨，回过头来细想才发现，可能在皇帝和宰相们商议研究如何抑制宦官的同时，如何削弱藩镇的准备工作也就已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了。但回过头来一想才发现，原来皇帝也有眼前这位李蒲帅的习惯，总想把两件事办在一块儿解决。宦官、藩镇，他想一并做出处理。
安史之乱后，特别是黄巢之乱后，国朝内地的许多节度使各占一方，对抗朝廷，他们在辖区内任意扩充军队、委派官吏、征收赋税不说。节度使的职位常常父死子继，或由其部将承袭。这些节帅们利用手中的兵权、财权，威胁朝廷，甚至起兵反叛。
面对这种情况，李晔自然就认识到了“兵”的重要性：朝廷式微的主要原因是中央没有一支足够震慑诸侯的嫡系部队，藩镇才会各自拥兵，目无天子。由于僖宗朝中央禁军神策军已基本被摧毁，因此李晔即位后，便立刻招兵买马，扩充禁军，打算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欲以武功胜天下。”
禁军初建，即得十万之众。踌躇满志的李晔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