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论本兼高低，其检校职务都必然是兼职，是皇帝直接派遣大臣审查核对某一职务执政情况的临时职务，在早期并不参与该职务的日常事务，只是把检校对象的执政情况了解后向皇帝汇报，至少现存史料没有记载初期检校职务直接参与检校职务。只是到了隋唐，检校职务才直接行使检校对象的职权。
具体到唐朝，开始有把重臣外任检校的趋势。譬如宇文士及在唐太宗初担任中书令，就以本官检校凉州都督，取代获罪的长乐王。检校，往往也成为朝廷直接派人监督地方事务，或罢黜官员的手段，宇文士及即是罢黜，回来时不再任原官中书令，改任殿中监。
皇帝对最宠信和敬重的大臣，比如贞观二、三年李靖以刑部尚书兼检校中书令，与中书令房玄龄共掌中书省。兵部尚书杜如晦兼检校侍中，与侍中王珪共掌门下省。唐太宗任命一个省长官和一个校检省长官共同管理省事，加强了皇权对中书门下省的控制，也使检校职务的地位和作用上升。
检校与守、兼、领、行等代理职务不同的是其不仅有临时性，还有皇帝的监督性，带有明确分工性质，与本职官员比有临时性，不会替代其执政，更多具有监督性，是削弱两个省长官宰相的权力，显示了逐步削弱相权趋势的发展方向。
由于检校官都是兼职，他的本职不是兼任的检校职务，也能防止其对检校的职务控制专权，这与武德二年黄门侍郎陈叔达兼任纳言不专任宰相类同。
所以唐朝初年的检校制度，是唐朝吸取前代权臣专权的历史教训，进一步分散相权，加强皇权的措施。到唐高宗时代把检校制度发挥得更广泛，也体现了皇权在各领域发挥影响，检校职务的使用也体现了当时帝党和后党争夺激烈的状态。
譬如李义府任中书侍郎后，兼校检御史大夫，此前检校职务还没有涉及到专职督察机构，仅晋朝有的检校御史也是低级别，他升任中书令后依然兼检校御史大夫，他被罢免时让后党许敬宗接任权检校中书令，这是首次在检校职务前加“权”，权指“权且”，也就是暂时代理，体现了任命极勉强，说明唐高宗在竭力限制后党的扩充，不仅是“检校”还是“权检校”，当时后党正治罪长孙无忌集团，让李义府复相，忠于皇帝的许圉师反而仅任检校侍中，这时期原太子也被废为庶人，唐高宗对后党专权倾向不满，原本维护皇帝控制宰相的检校制度反而用来对付皇帝。这就迫使唐高宗另寻策略，于是这以后检校职务呈滥用趋势，甚至连泰山封禅使都要检校，唐高宗用追封老子和恢复旧制，给长孙集团平反、用军权恢复对政权控制。
上元以后，唐高宗不再继续任用检校制度限制相权，直接任命单相，或者两相派出一人任军职，朝中用最忠心的宰相，加强皇权，去世前不久又制定同平章事职务，分散、降低相权。
武则天执政后，虽然沿用唐高宗的政策，但又部分恢复检校制度，还把检校制度沿用了唐太宗时宰相外派检校，用来平衡各派系力量。武则天时代最重要的检校外派是在长安末年，有唐休璟、韦安石、司马锽、韦嗣立数位宰相被外派检校，压制太子、相王集团，但最终引发神龙政变。
在唐朝复兴后，检校制度逐渐淡出政局，直到唐朝中期藩镇割据时期，检校制度才又兴盛起来，往往也是作为荣誉头衔使用，因为要任命很多三公和使相，为了不与行政编制冲突，往往就用检校来区分，这样也能增加官职使用，并且首次在三公以上的一品官职中使用检校制度，像三公，本来最多只能再有个加职，用两次，要是检校三公，就能任命多人，提高官职利用效率。唐朝中后期甚至有检校太师等检校三辅，此时的检校制度也已经陷入其发展的中期，完全失去了早期由皇帝直接派遣监督、核查的作用和地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五代十国和宋朝。
检校制度要认真说起来，在封建时代本该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制度，但问题在于这一制度只能在皇权有充分权威的情况下发挥作用，而且要在多相制的民主基础上。由于在检校制度下，检校官员有临时性和监督性，在唐朝以后尽管不乏有权威的皇帝，但是往往缺乏多相的政治环境，即使有多相的政权，也因为宰相品级很高，限制发挥皇权作用，不像唐朝编制宰相是三品、四品（加衔有五品），后世的宰相都是二品以上，皇帝对仅比他小一级两级的宰相难以形成绝对权威，只有强势君主能控制宰相，或者干脆废置宰相。这样就不能像唐朝那样即保障皇权地位，又能扩大民主执政的范围，增强执政效率。
唐朝检校制度虽然能保障皇权对相权的优势和监督地位，但是对外戚、军阀的制约能力非常有限，到了晚唐，甚至沦为笼络军阀的荣誉职称。再到宋朝，检校官往往是散官，已不再有明确的权限。元丰改制后，仅保留三公、三师以上官员的检校职称。
唐朝的检校官总体上都是有具体权限，即使是任命藩镇节度使为检校官也是因为其执掌地方实际权力，而像盖寓等节度使麾下官员将佐也开始检校左仆射这样的高官，则说明检校制度已经基本失效，完全沦为笼络藩镇军阀的工具。
盖寓，代北蔚州人，其祖父盖祚、父亲盖庆，世代为蔚州牙将。李克用曾任蔚州刺史，并从此处开始发迹，盖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