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在春节前所掀起的攻势就如同一瓢泼入滚沸油锅中的凉水一般，迅速激起了巨大的反应。
整个山东，乃至于附近诸省的白莲军队、明军都被调动起来，战成一片！
如果白莲教只是分散开来攻击城池，那么明军尚且可以以逸待劳，借助城池的优势消耗白莲教的兵力。
但白莲教也并不是傻子，会去白白消耗兵力。
在整体战局中，那些香以下的白莲教军队并不主动攻击城池，只有两三个甚至更多的香集合在一起时才会攻城。
并且他们将目标不是选择在临清这种要害之地，便是一些城池低矮破损的弱小县城，或者那些人数较少的军事堡垒。
数万人规模的军队袭击要害、弱小的县城。
万人到几千规模的军队则盘踞人口密集的乡镇，以逸待劳，维持生产。
一千甚至只有几百人的小部队则四处巡视，要么袭击驿站、截杀驿卒，要么便在乡村之间征兵宣传，增加白莲教的影响力，并且顺带揪出那些没有在第一波洗劫中清理干净的心向朝廷的人。
在这种与田忌赛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分配并不高明。
但对于明军来说却是极为好用！
首先，明军编制人数僵死——与一个至少统兵上万，甚至更多的香主比较。也只有指挥使一级的明军能够与之抗衡，其下的千户即便是几个一通上去也未必见得能赢的过。所以，两者一旦单独相遇，多半是白莲教占据着人数上风，明军完全是被几倍于自身的敌人攻击。
其次，明军长期**，兵员不满，吃空饷、老弱病残以及从士兵到将领各级都训练不勤，军事制度败坏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若是开国之处，朱元璋手下的那支打败蒙古、灭天下各路义军的无敌之师的话……人数少可能并不会是太的问题。
但经历了将近三百年的蜕变发展，自宋之后文官地位和掌兵的制度让军队腐朽的更加迅速。
毕竟，若是武将贪腐，多少还是要顾忌一些军队内部的问题。至少还是要考虑各级军官和士兵的想法。反到是文官——老子大袍长袖，躲在城内享福，管你下面兵丁丘八想什么？就算战败又如何？果断推给下面那些武官便好了！
随着建国后天下安靖，刀柄入库，马放南山……文官集团的重要性在建设和日常管理中自然会逐步提升。
这也是在除了军国主义国家外所有体制下都有的通病。
本身这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往往这也意味着久经战乱的天下安靖，经济复苏，社会秩序的逐步恢复和完善。人们逐渐不再用武力解决问题，而是讲道理、**律。
百姓的生活这才更有保障，更自由，更加富足。
然而……
所有从创立理念上都是好的体制在实施的过程中必然发生一定的变形。
毕竟，就算是极高明的智者、政客也不是全能的神明，能预知一个国家——特别是像大明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在未来发展中的所有变数。
往往，人便是最大的变数。
最初这样大肆建立文官统兵，弱化武官体制的是宋太祖赵匡胤。
作为本身就是武将，并且在皇帝死后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戏码篡权登顶的宋太祖十分忌惮武将。
可能他本身还念及旧部之间的感情，用了“杯酒释兵权”这样请人吃饭，暗示众人交出兵权的怀柔戏码。
但像他这般一个心机深沉之人又岂会没有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治国、坐天下的“经验”？
于是，终宋一朝。
天子对于武将甚至整个武官系统的不信任也一直贯穿其中。
以至于在空前的繁荣经济和生产力下竟然被回鹘、辽、金、蒙古压着打了那么多年。中间好不容易出了几个能力挽狂澜的武将却不是像杨家将一般死的“中了埋伏”便是如同岳飞一般死于“莫须有”的罪名。
而经历了金人的羞辱践踏，蒙人的屠戮压迫……短暂爆发出血性，吼出了那一声“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华夏在短暂的血性爆发之后便又重新在统治者的私心下进入了厌弃武力军事，柔弱盲从的轮回当中。
可笑当年那些立下汗马功劳的士兵如果知道自己的后代被世世代代禁锢为“军户”，受到文官、武将重重压榨，生活的还不如贫农一般的话……该是如何作想？
就说这大明，到了最后几年，朝中文武竟然尽无英雄！
其中武将士兵尚可理解。
武将世袭罔替，没有了能者上位、功者上位的良好机制，加上文官地位极高，往往高品级的武将还要跪低品级的文官……这等僵固、羞辱之中武将岂能再出现昔日三国之时群星璀璨的荣光？
士兵们更是升斗小民，连年在文官太监的贪污和坑爹指挥下早已经精锐丧尽。平时连饭都吃不饱，谁给你卖命？
但文官……作为一直享受着最高社会地位、一直口口声声喊着大道理、大忠义的文官书生们却是毫无理由！
作为一个庞大国家的高知群体，掌握着一个国家民族传承、骨气、脸面甚至是部分灵魂的群体。
无耻的投降了。
所谓大叫忠君，最终崇祯敲钟召集群臣，却无一人前往。
所谓宣称爱民，最终出卖国家、出卖民族，做了那满清鞑子的马前卒。
所谓民族骨气，最终不敢面对屠刀也罢，但竟然做起了那包衣阿哈，帮鞑子皇帝借着修书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