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安理闻言一愣，连忙回道：“大帅放心，与恂儿无关。”
听到这儿，黎汉明顿时松了一口气，笑道：“既然与黎恂无关，那伯父你又是为啥？”
“主要是我第一次出手就查到了恂儿的部门有问题，显然他的能力还不足以胜任这个职位。”黎安理闻言有些难以启齿的回道。
“伯父不必忧心，我看着的也不是黎恂的能力，而是他只得信任，想来您也知道，工商部和财政部一样，是我们的钱袋子，我也只能任命最为信任的人来接管。”
解释了一句后黎汉明有些好奇的问道：“牵扯到工商部的哪些官员了？”
“回大帅，牵扯到了刘清，他原本是在贵州管盐政，和自贡的盐商都颇为熟识，此次监察部也是收到一个原本的盐商的据报，才知道了刘清收受贿赂的事情。”
明清两代，那些在官府特许的盐商们聚敛了巨量的财富。负海盐之利沟通南北的徽商和淮商，卖运城盐出入长城内外的晋商，“川盐济楚”的自贡盐商，都是极一时之盛。
这些商人的兴起既有地域之利，更主要的是获得官府特许经营。在云南、贵州、江西、福建内陆这些远离产盐区的地方，则有大量行脚的私盐贩子在奔波。
有了官府的特许，还得有官员的支持才行，所以贪官污吏就这样产生了。
想了想，黎汉明说道：“暂时不用理会，暗中深挖，如今私盐已经关停了，此时刘清还在收受贿赂，那么其中必有蹊跷，说不定趁此机会我们还能打掉境内的奸商。”
先前因为战事，基本上投靠过来的官员黎汉明都照单全收了，其中肯定不乏一些贪官污吏，现在既然暂时闲下来了，也是时候着手清理内部的队伍建设了。
国之强弱，决于民之贫富，民之贫富则系于物产之多寡，物产之多寡又起因于工业。
而黎汉明若想要建立一套类似西方国家的工业系统，他必须鼓励百姓和商人参与到工业建设中。
在此之前，他得清除那些贪得无厌的奸商。
自秦以后，类似于西方的封建制实际上就在中国逐步土崩瓦解了，执政的基础都是郡县制。
从阶级立场分析的话，在这种体制下可以很容易的分成依靠掌控着权力而获利的士大夫阶级，依靠着土地等生产资料而获利的地主阶级，和什么都没有只能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
当然了，士大夫阶级手中的土地可能比地主阶级还要多，明以后依靠走私经商获得的财富也不少，但这改变不了他们是依靠自己士大夫的身份获利的本质。
在这种体制下，纯粹的商人阶级，或者叫资产主义阶级是很难维持的，因为国家从根本上不保护你。
寻找士大夫作为依靠，就会变成士大夫阶级的附庸，不寻找依靠，干脆就会被权贵们吃干榨净。因为没有像西方那种利用大航海时代、大殖民时代短时间集聚财富形成一个阶级的机会，中国的商人阶级从来都没有形成一股单独的力量。
而出现这个现象的本源，不同于近代以前西方统治者归根结底只是个大封建领主的现实，古代中国的皇帝可是至高无上、一言九鼎的独裁者，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并不追求自己的私有财产，因为没有必要，，毕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这种体制下，中国的聪明人很简单的就认知了几个现实：经商不增加社会流通的产品，而农业、手工业可以增加；老百姓吃不饱是要造反的。
于是可以推出结论，首先要让这个国家的粮食够老百姓吃，推出要有足够的人去干农业，再可以推出工业没有农业重要，最后推出干商业的越少越好。
于是乎，士农工商的等级立刻就出来了。
现在，很多人习惯把“重农抑商”放在一起来谈，认为抑制工商业发展是为了发展农业，实际上这是两个毫不相干的政策。
重农，立国之本，没饭吃就要有动乱
无论什么时候，农业都是立国的根本。最通俗的一句话就是“民以食为天”，无论到了多会儿，民生方面“吃”是第一位的。
一个国家粮食是否充裕，是关系到社会是否稳定的大事，因为在大部分人饿肚子的情况下，社会就会发生动乱，不过在有道圣人治理下不会出现人民的暴乱，人民会选择一起渡过难关。
抑商，打击奸商行为，更是对人民的保护
首先必须明确一点，古代抑制商业是对私人商业行为的抑制，并不是不重视商业，公家的商业行为是支持的，因为这也是为百姓服务的一个必要环节。
如果都为了赚钱从事工商业的话，那肯定会耽误农事，直接威胁着国家的稳定与安全，管仲发动的衡山之谋、石壁之谋都是通过利益引诱其他国家的农民进行商业活动而耽误农时，还大力收购人家粮食，结果都是不战而胜，兵不血刃。
土地如果集中在商人手中，他们可能不进行农业活动，而是对土地进行买卖赚取差价，这样利润才会更大，而且不费力气。
可以这样概括，商人不是财富的产生者，他们只是财富的搬运工。
很多东西在国家不能进行使其运通的时候，商人就会进入这个领域赚取利润。
他们通过控制运送渠道而掌控某些地区此货物的多少，从而达到控制价格的目的，也就是说在私人控制下的商业中，价格并不是有多寡决定的，而是由控制的商人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