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大农”经营的兴盛，经营地主和富农都使用--定数量的雇工，雇工阶层也随之壮大wan“大农”经营的兴盛带来了庞大的雇农群，雇工阶层迅速壮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极都出现了。在秦时竹看来，两极对立并不可怕，只要协调好照样可以形成互惠互利的关系，首先是要把蛋糕做大，其次才是考虑如何分配。由于农垦公司的榜样力量，公司制是“大农”的一个重要经营方式，许多经营地主和富农兴建了许多农垦公司，采用雇工劳动。
据不完全统计，仅吉林的火犁、东井、智远、近思、等几家农垦公司就有雇工9000余人，这些雇工基本上是从山西、直隶、山东、河南等地迁移来的贫苦农民，黑龙江的三大农垦公司也都不同程度地雇佣农场工人。虽然这种早期的“公司制”都是一些头脑比较灵活的地主、富农捣鼓出来的，简陋的令人发笑，但毕竟是新生事物，各省农林厅予以了广泛的扶持，不仅下发了相对正规的契约、公司制度文本，还发放了不少如何经营、管理的小册子，深得他们的欢迎。
当然，在公司制以外也有沿用传统雇佣方式进行经营的，这种模式可谓旧瓶装新酒，形式没变，内涵已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以辽宁居多，对辽宁南部西部和北部的多次调查显示，经营土地几十垧的农户，均雇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雇工户约占经营农户的40以上，其余为自耕农。
造成东北地区雇工阶层队伍壮大的原因相对要复杂一些：一是由于耕地的集中程度不断增强，使许多农民因种种原因逐渐丧失了土地，一部分成为佃农。一部分则被靠出卖劳动力而成为农业工人，以此弥补生活费；二是由于大农经营成本地降低，使得小自耕农生产成为相对不经济的经营方式，特别是铁路沿线地区。粮价较低，很多人的粮食生产成本还高于粮价，他们只能明智地选择卖掉土地。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成为雇佣工人。这其中也有极个别自耕农自发地组织起来，组成一个较大地“生产组”。但由于农民眼光的局限和操作的繁琐，这种经营方式很容易出问题；三是由于垦荒政策，许多华北移民闯东北，尤其是来到黑龙江省后，便很快成为垦殖公司地雇佣对象，由于政策和历史原因，东北“大农”的剥削程度与关内相比要轻，多数普通农工地年工资在85元，熟练农工年工资平均为100--125元。这样的收入维持正常生活是不成问题的，许多农工便不会因为无法维持生计而另逃到别处去。从而有利于雇佣关系的建立和相对稳定。
但这种雇佣关系是不是已经意味着农业资本主义因素呢？中国不是没有雇佣，但往往有超经济的强制，秦时竹很不放心，生怕穿新鞋走老路。经过仔细研究。他得出了一个比较鼓舞人心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此时的雇工，与以往雇工已有很大不同，无论是公司制还是公司制以外的“大农”经营，雇工们与雇主之问的关系基本建立在法权平等地基础上，雇主与雇工都要履行契约所规定的义务，而这种契约都是标准格式，要报县农林局备案和签章的。
根据契约期的长短。雇工分为长工和短工。长工即年工。短工即日工。这种契约期地长短，从作为农业工人的历史形成、身份解放和劳动力的流动等方面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体现近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年工以年为单位，根据契约都受雇于雇主，出劳力耕作，领取工资，逐渐成为离开土地的农业工人。日工是按一天或几天的契约雇佣主要是农忙时节，受雇期间雇主供饭，但多数通勤，有自由时间，过独立地生活，工钱一般以现金支付。所以日工是比年工更完备地雇工形态，是在农业经营、价值实现和生活等方面具有很大人身自由和独立性的农业工人，完全具有独立性、自由性和流动性这一近代形态。在这种生产关系中，雇主出资土地、劳动工具、住所等生产资料和工资，雇工出力，按日、月或年计值，生产主要是为销售，以获得利润为目地。雇工在本质上已不再是传统的封建雇农，而是在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单纯靠出卖劳动力，领取工资以过活，具备了近代资本主义农业雇佣工人的特征。而且，这种雇佣关系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有相对公平的格式条款，任何人单方面违反，都要受到制裁。特别是稍微处于强势地位的雇主，不得不收敛他们本来惯用的一套。
雇农群的形成、雇工队伍的壮大标志着农业资本主义因素的迅速增长，“大农”经营已具备了资本主义农业经营公司的特点。“大农”经营的兴盛和雇工阶层的壮大突出地反映了东北农业近代化的进程。这种进程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双重意义。
按照秦时竹的理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是不错的，在整体上也符合实际情况，但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发展独立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来源。恰恰相反，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其实已具备了一定的可能性，但被军阀混战给破坏了，后来又遭遇了日本侵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犹如春天的小苗，还没有长大成熟，就被无情的风雨扫落在地，等不到收获的那一天。现在既然建立了北疆体制，就要在政治上予以最大可能的保护。
在经济上，中国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也遭遇了严重阻碍，一方面是本国官僚体制的横征暴敛和厘金关卡的窒息，另一方面是来自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