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请允许我向上述当选的7位委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吴景濂话音刚落，雷鸣般地掌声就开始响起，7人中除梁启超远在云南外，其余都列席了会议，自然是站起身子来向四方抱拳表示致谢。
在总统一职去向日益明确的时候。各方都将宪法看得很重，希望这一划时代的法律武器能够更好地维护本党派、本阶层地利益。伍廷芳代表宪法委员会发言：“……临时执政地提名，议会诸君的支持，说明了国民对于宪法起草工作地大力支持，这是中国民国民主共和时代之福，是中国四万万同胞之福，余虽不才，却不敢不竭尽全力以孚各方众望。余今日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向诸君保证：我等必将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早日完成共和民主时代的奠基大业，也与诸君共勉，希冀民主共和之花早日在中华大地上盛开。”
虽然各方在起草委员会名单地组成上达成了一致，但并不等于在宪法起草的诸多方面达成了一致。究竟是采用总统制还是内阁制这种关键性的问题，是各方分歧的原点。孙、黄在国民党临时召开的大会上，已向众人告知秦时竹的意向，并说明了自己的立场。但在国民党内引发了尖锐对立的讨论。原本极力支持孙、黄众人地激进派，转而反对俩人的观点，强烈要求继续坚持责任内阁制，在他们眼里，倘若实行内阁制，纵使国民党拿不到议会第一大党的位置，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施加影响，特别是在某些需要特定多数赞同地议案时。国民党这三分之一的票额可以发挥决定性影响；原本反对孙中山的稳健派们，这次却一反常态支持起总统制的主张来，他们地理由是，经验已经显示，责任内阁制的权力模糊，容易造成总统与议会、总统与总理之间的矛盾，在中华民国草创时期，实在经不起动荡了。他们还有一层没有说出来的意思是。他们被袁世凯的手段吓着了。这次好歹还有秦时竹的北疆军可以依靠，下次呢？若是把秦时竹逼成了袁世凯。只怕国民党的前景更加不乐观，他们还指出，总统虽然是大权独揽，但是今后若是国民党人当选为总统，一样可以实践这个权力。稳健派虽然在大政方针上和孙、黄俩人不和，但认为国民党成员之中，还是以这俩人的声望最为卓著。
汪精卫由于原先和袁世凯之间有特殊关系，因此在宋教仁遇刺，孙、黄撤退到日本后，担负着国民党地实际工作，他和孙中山以及黄兴表面上的关系不错，但实际上却不像陈其美、廖仲凯和胡汉民等人那样是孙派，孙、黄俩人不参选的情况让他暗喜，喜的是可以借机控制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因此，他在表面上附和孙中山的意见，实际上却巴不得孙中山自我放逐，或者像功成名就的大佬一样放马南山，眼看这副样子，却有些焦急又有些不安。
进步党当中对宪法草案也有分歧，他们的着眼点倒不在于总统制或者内阁制上面，因为进步党只有六分之一弱地席位，无论是采取哪种方法，他们都不可能实现独立上台掌权，必须依附于某个具有压倒性优势地势力，在他们看来，经历了护国战争洗礼的人民党和秦时竹显然要比只会夸夸其谈地国民党更加高明，也更加有希望，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中央集权制还是地方自治主义，进步党大部分都是原先清政府的地方议员，对地方事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为了维护他们自己和与他们意气相投的那部分士绅的利益，他们是非常希望能实现地方分权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倘若实现地方自治，地方要钱有钱，要粮有粮，对于中央的命令，合理的可以执行，不合理的可以视本地区实际需要加以变通或者拒绝执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清末地方督抚权力坐大的后遗症，若是没有这种背景，像当年李鸿章等人搞的“东南互保”根本就没有市场。进步党这批大士绅，在骨子里是希望维护中央的弱势和表面统一，他们生怕害怕强势中央将剥夺他们控制、压榨地方的能力和机会。进步党中以汤化龙为首的一派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还美其名曰要仿照美国的联邦精神，而以梁启超为一批的见过外国世面的精英，则大声疾呼中国有数千年之大一统格局，地方自治很容易蜕变成“军阀割据”、“藩镇之祸”，要求另一派不要从本位主义出发，而要更多地考虑长远和未来。有人戏称这是进步党内“本土派”和“留洋派”的颠倒分野，本土派接受大一统的熏陶最多，目下却成为地方自治的鼓吹者，留洋派见识过西方的种种分权和自治，却认为最契合中国实际的，还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大一统格局，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议会所讨论的第三个议案是与议会实际工作相关的下设机构，根据提议，参众两院各自下设立法（主要负责一般性法案的起草、审议、修改、讨论等）、政务（对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对政府施政做出适当反应）、财经（包括工、农、副、牧、渔、林等各业，也包括税收、财政收支等方面）、社会（除各项民政工作还包括民族、宗教、医疗等事务）、文化（主要是负责教育事业）、监察（对议员代表资格进行审议、对政府官员和议员行为进行监督，必要时进行调查和弹劾）六大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