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0章 大局走势（2）
1915年6月19日，正是北京城已经开始初夏躁动的季节了，国防军盛大的胜利阅兵式将要在人民广场举行。
在中日有关协定正式签署后，不管中下级官兵如何激烈反对，甚至纷纷血书上谏都没有能够改变决策的意志，所有围攻关东州的军队都开始了撤退。关东州所有的战略要地，除了海边的码头和关东都督府外，已经悉数掌握在国防军手中，甚至民众已经做好了迎接国防军举行胜利式的准备，但军队却如潮水一般哗啦啦地退去。让躲在最后据点里的大谷和仁田等人有了从死到生的切身感受。
解围命令下达得很快，感情上虽然难以服从，但命令上却是不折不扣的执行，无论是李杜和郭松龄这样的嫡系心腹，还是吴佩孚这样的后来者，都在大本营联席会议上表示坚决拥护总统决定，坚决执行大本营的命令。
只有在基层，许多将士一边噙着热泪，一边破口大骂外交部的“卖国外交”进行撤退。对此，秦时竹有2个很耐人寻味的表示。第一，直接澄清外交部的责任，以总统的名义将事情揽了过来，光这一条，原本已经因为压力和千夫所指而差点辞职的陆征祥就感激涕零——若是袁世凯，恐怕会直接拿自己当替罪羊罢；第二，不对下进行解释，只让各部队主官说明两句话，一句是——“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哪怕是错误的命令，在得到纠正之前，也要先服从”，一句是——“有情绪可以发泄，骂主官也可以，骂总统也行，但是不能违反军纪……”
这这件事上，葛洪义、陆尚荣等人都知道秦时竹的用心，也知道他的委屈，但任何辩解乃至解释都是徒劳无益的，只能增加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为了军队长官的威信，秦时竹还专门驳回了国防军中将以上将领联名呈递要求继续战事的请愿书，骂他们都是糊涂蛋！这样一来，秦时竹以自己威信受损为代价，挽回了各部队长官的威信，保护了他们的形象。葛洪义曾经打趣道：‘现在全中国都是爱国人士，就你一个卖国贼。”
秦时竹手一摊：“有什么办法呢？除了我，还有谁有这个资格卖国呢？要卖，也得先让我卖！”
因为这些事情的耽搁，原本4月15日大军回撤就要举行阅兵典礼的，秦时竹故意拖了2个月之久。意图用时间来冲淡影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秦时竹的努力收到了成效。
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了三件足以令人引起高度关注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国防部拟定了战事抚恤计划，在大本营联席会议上讨论时，文官政府绝大多数都不同意，因为总体数额高达1900万，几乎相当于战事开支的三分之一。国防军在战事中伤亡总人数在3万余，按照原来的规划，差不多人均600元的标准，这个标准，老实说不高——国防军一年的平均薪酬都有120元，战时又是双倍，但财政很难接受这样的数字。甚至于，在议会讨论时，绝大多数议员都是持反对态度的，当然，不反对厚恤，只强调改变方式，要求用诸如免税、分发土地、子女免费入学、按月发给抚恤金等等的方式加以变通。但这样一来，迅速地使军队系统和文官系统产生了矛盾，从上到下一致的声讨。
第二件事情是，由于战争导致了辽东战区的破坏与人民流离失所，需要安置，安置费用经过匡算，差不多有1000万元之数，这笔钱哪里出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第三件事情便是，在解围关东州和胜利阅兵式的中间那2个月的时间里，依据约定，国防军接收了胶州湾防务，所有驻守当地的德军被解除武装后听候发落，英国方面破天荒地同意由中方安排远洋轮船将这些德国人安排送到德国，英国方面保证不采取敌对措施或行动——如果英国不能承诺，中方则表示，将只接收胶州湾，不解除德国军人武装，而将他们都赶到德属租界区，一想起租界区成群的武装德军，英国人毛骨悚然，自然只能允许。
接收完胶州湾后，军队的心理已经渐渐平定下来，稍微有头脑的都在思考对策、权衡利弊——失去关东州固然有些可惜，但在没有强大的海防之强，拿回来也没什么实际用途，倒不如吧这个烂摊子甩给日本人。
而第一、二两件事，立刻便在国防军中产生回荡涟漪。在原来的舆论风潮中，激进派和各种国防军貌似是异常同病相怜的伙伴，激进派为国防军叫屈，认为从关东州撤退时彻头彻尾的卖国行径，新“12道金牌”，斗争矛头是指向政府和秦时竹本人的，但在第一、二点身上，这些素来为民众谋取福祉的精英人士忽地又紧扣住自己的钱包了。这种前后立场的差距，顿时让所有人都能脸红。特别是，秦时竹发出总统咨文，要求议会将抚恤金数量提高到相当于普通士兵10年，军官5年薪水的最低控制标准时，几乎遭到了一切力量的反对。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总统咨文明确提出，得益于良好的发展环境，全国实业的利润飞速增长，要求加征工商临时附加税来解决问题。但提议便遭到了顽固的反对。现在军人从下到上终于能够看清楚所谓激进派的面孔了——一方面让我在和敌人浴血奋战，另一方面有要求抚恤和重建时又不肯出钱。
几乎是一个脉冲波，原本秦时竹在军内下降很多的威信一下子又提升到了新的高点——士兵能够真切地懂得，谁真对他们好，谁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