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计划（4）
分税制是民国三年以后在梁士诒等人的设计下逐步推动并实现的，使得民国政府第一次按照近代国民财政的原则建立了税收分层体制。按照设置，国家总体税收划分为国税和地税两类，其中关税、盐税等大宗是全部划给中央，而类似于屠宰税、酒席税、车牌税等小税种或者矿税这种因地制宜的税收都全部划给地方，而营业税、所得税、田税等普遍性税收由中央地方按照7:3的比例分享。这个比例的确定，有力地改变了清末地方对中央税收的抵制与截留，因为地方政府必须经地方议会同意才能用钱，而国地税分成比例是固定的，地方要想多用3元钱就必须向中央先交足7元才行，既没法隐瞒，也没法拖欠，除非地方不想用钱，可这样一来公务员工资发不了，二来民生事业又完不成，还是会被问责，因此税收的准确性日渐提高。当然，地方税收还分成2块，省政府（或者是设区的市政府）可以分得地方留成部分的30，用于本级开支，其余70由县（区）支配。
这个税制的意义本身不在于创造税源，而在于划分中央与地方各级之间的关系，更在于保持中央地方两级的相互制约——各地只有完成了中央税收的上缴，才能同步动用地方财政，这是中央对地方的制约；而因为分成比例的固定，中央不能随意对地方加派税收，只能遵守分成协定，不至于搜刮太甚，这又使得地方对中央也有所制约。
中央拿7成的大头也不是这么好拿的。按照收支相抵的原则，全**队全部是中央财政负担，驻军不得向地方索要半分经费，有力地避免了军阀割据与军人干政，民国以来军费浩大，中央把这一块揽了下来，各地都大大松了一口气；各地议会、各地司法机构的运作与人员经费都由中央负责，有效保障了立法、司法独立，可以有效监督行政权；在各类基础设施建设中，譬如铁路、公路、港口、水利等等，资金一律由中央投入，地方一般以劳力、土地入股；在教育体系中，高等以上教育中央全额拨款，中等教育中央地方七三开承担，初等教育中央地方五五开承担；原来对外赔款都是向各省摊派的，税制改革后一律由中央承担；原来各地为了兴办新政、填补财政窟窿而大规模举债的，税制改革以后也基本由中央承担。
一句话，税制改革后中央收的钱当然不少，但承担的责任也大了许多，各地方反而能够轻装上阵，可以有效办一些造福桑梓的好事，在地方议会的监督下，贪污腐化的事情也减少了不少。事实上，民国三年以后，从地方到中央在财政方面普遍松了口气，一方面得益于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国际环境的改善，德国的、日本的、俄国的、奥匈的赔款纷纷取消，英法的赔款也一直拖着不给。
教育次长蔡元培的问话差不多代表了在场所有阁员的心声：“按梁总长的意思，是不是只要国民经济能实现200亿左右的额外增长，政府财政就可以承担？”
“对。就是这个道理。”梁士诒想了想，觉得还可以说得更谨慎一点、更圆滑一点，“在头三年，可能因为投资刚刚下去，增长不到这个数字，我们可以适当发行债券，等将来远远超过200亿规模时再将债券回收，只是额外多付一些利息罢了。财政部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追加发行10亿元长期建设债券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以承受的。”
长期建设债券是目前中央政府唯一发行在外的债券了，除此之外其他因革命、战争而起的临时债券早就一一还清了，虽然长期建设债券的规模一直都比较大，但考虑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再追加10亿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当然，这回北方集团是不会来认购了，甚至于从前认购的债券也要置换一部分出来获取现金用于设备购买。不过梁士诒对这个是不必担心的，长期建设债券年息高达5，而且一直非常稳定、及时地还本付息，再加上华元币值的稳定，在上海交易所里可是坚挺得很，每天的换手量都异常客观，10亿元市场完全承受得起。事实上，在民初袁世凯当权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他都能把债券发出去，现在这么好的局面，梁士诒一直都觉得政府债券发少了，认为唐绍仪执政在经济和财政方面太过于保守，太过于求稳，延误了国民经济发展。
现在，全场关注的焦点都汇聚到唐绍仪身上了，众人都认为，既然民间投资基本落实，政府投入也差不多能够支撑，那么反对一五计划最大的理由便不存在了。当然，唐总理或许有别的话说，毕竟大家刚才只是听了一面之词，虽然大有触动，但仍然认为很有听取不同意见的必要。
现在唐绍仪脑子里已顾不上拿破仑不拿破仑了，他脑海里翻江倒海一般，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错在哪里——他的眼睛只盯着投资与政府支出，算来算去觉得这100亿的投资太过于骇人，却没有想到，经济发展以后，税收也会跟着上来。他仿佛又回忆起秦时竹刚刚掌权的时候，不顾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将各地厘金清扫一空，原以为财政即便不崩溃也要奄奄一息，没想到居然在渡过几个月难关之后又活了过来，甚至发展得更好。他甚至不无自嘲地想，自己是不是老了，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绕不过来呢？
他艰难地抬起头，发现四周都是注视着自己的目光，在一片热切中，他慢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