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内调后，北洋第三镇也跟着回了关内，第六镇被调了出来，统制是吴禄贞，又过了些日子，根据朝廷编练新军36个镇的要求，锡良便想从第五镇和第六镇中抽出一部分人马，再加上部分协巡队和绿营合编成一个镇，任务就落在陈宦头上。
夏夜深深，奉天的天气可比四川凉爽多了，但陈宦仍毫无睡意，一个人在灯下不胜惆怅地回想到几年前搭臭鱼干船到四川的往事：他出身于湖北安陆县一个农家，家中只有母亲和哥哥，可哥哥经常虐待他，甚至用铁器打得他昏过去。此后他就离开了家，在武昌住过自强学堂，在北京住过南学，中过拔贡，住过武备学堂。他的叔祖陈学芬曾任学部尚书，通过这个关系，河南林学政请他代阅试卷，每月给以膏火银十六两，日子过得很是清贫。
1904年他却时来运转，做梦也没想到有人汇来八百两银子请他动身赴川，而汇款人居然是和他素不相识的四川总督锡良。后来得知，锡良要网罗军事人材，林学政就推荐了他，事前并未告诉他本人。拿到钱后，事母至孝的他立刻给了母亲700两，哥哥是个小人，见他有了钱又换面孔，这只能让他在心里更加鄙夷。在成都住下后，他当晚就到总督府挂号，次晚就有一个陌生人跑来看他，陈宦起初蒙在鼓里，等到第二天正式会见才知道这就是锡良本人。锡良对他很满意，当即派他充当四川讲武堂提调。不久锡良任云贵总督，他又到云贵讲武堂任监督。这次锡良到了东北，他也跟着来了，主持练兵工作，任督练公所参议----就是蒋百里以前的位子。更绝的是，昨天他上总督衙门拜访，锡良居然开中门迎接他，因为后者想保举他做新军统制。顾虑资格不够，还特地给陈宦捐了个四品京堂，事前却毫无告知。
锡良对自己的恩情不可谓不重，练兵一事当然要办好才行。但究竟怎么编却是件棘手之事。第五、六镇本来就是新军，但原本是北洋系统，多少和他有些面和心不和。至于由于人数不够还需要补充一部分旧军的考虑则更让他头痛：奉天旧军一共五路，他都视察过了，对其中的训练素质和精神状态也有所了解，但恰恰是这种了解却让他犯了难。以实力和战斗力来说，明显是前路和右路的部队要好一些，但这两路对编入新军的反应很冷淡，没有多少热情。
起先他百思不得其解，认为新军无论装备还是待遇都比旧军要强。总督现在重视新军，按理是众人求之不得的香饽饽才对，怎么会无动于衷？陈宦不是等闲之辈，很快就找明了原因---这两路旧军虽然是巡防营编制，但待遇和装备比新军并不差上多少，问了原委才知是两个统领自己出钱接济部下。而新军中存在地不正之风却是更加不见踪影，单论士兵和低级军官的实际待遇甚至还要更强于新军。
这种情况立即触动了陈宦敏感的神经。来奉天3个多月，他最着力的工作便是加以调查。虽然调查揭示的结果很正常：两路统领是前任总督和前任将军的红人，手里掌握着奉天最大产业地股份，秦时竹是辽阳公司的总后台，他老丈人更是赫赫有名的大财主，所以很容易解释巡防营获得的多余经费。但这种显而易见的“顺理成章”却引得陈宦阵阵不安：按大清惯例，统兵将领喝兵血、扣军饷是常态，能够将军饷如数发放已是凤毛麟角的稀罕事，像这般动用私财接济属下只有一个解释----野心！
所以，陈宦很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秦时竹就是奉天的小袁世凯！
可即便按照思路去定调。陈宦也感觉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从社会关系上来看，秦时竹集团在奉天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在军、警、商、农、学各界中都广有人脉，光是辽阳实业每年上缴之税就占到奉天税赋的五分之一强，再加上与谘议局议员荣辱与共、休戚一体地利益体，动了就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不由得让他投鼠忌器。而更加危险的是，站在秦时竹集团背后还有德国人、日本人，德国人就不用说了。辽阳集团的产业大多数是用德国技术和人材，光德国技师就有两百多个。而和日本人的这层关系更是让他倒吸一口冷气。
起先别人告诉陈宦新洮路、吉长路是秦时竹出面谈判时他还当作笑话--奉天没人了，居然让武将去交涉。但恰恰是这个武将将别人谈不成的事给谈成了；剿灭蒙匪，派了好几批都没办成，秦时竹派了个戈什哈副队长出马就搞定了。他似乎明白了徐世昌重用秦时竹的用心。眼下。铁路公司已经成立，动秦时竹便有挑衅日本人地嫌疑。即便他再有勇气在这个地头蛇上动土，招惹日本人的后果也是他所不敢的。不要说他陈宦不敢，就是朝廷也被洋人吓破了胆，到时候锡良再宠他，恐怕也保不住他。
陈宦是个意志坚强、百折不挠的人物，虽然暂时没有对付秦时竹集团的好办法，但却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陈宦不是小人，也不会轻信他人，别人对秦时竹的诋毁只能让他一笑了之---抛开任何偏见，秦时竹是奉天最有能力、最具品德的官员，但这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让他本能感觉到了危险。事出反常必为妖，倘若太平盛世，秦时竹说不定是能臣干吏，但大清已是风雨飘摇，这样的人物是祸是福还真不好说。他对锡良说了自己的担心，原本锡良也颇以为然，但奇怪地是，最近一段日子锡良却似乎有些改口，只说了声“切勿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