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的世界，风云变幻，关注中日战事的大国并非只有大英帝国一家，在数千公里之外的莫斯科，一场专题会议正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表面上看起来，这仅仅是一场全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例行会议，但实际上却反映了苏俄对远东局势的整体讨论，不仅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托洛茨基、斯大林、季维诺也夫、克列斯廷斯基等政治局委员也在座，俄共一共5个政治局委员，除了列宁在黑海养病之外，居然都到齐了。
虽然列宁在1918躲过了女刺客卡普兰的刺杀，但多年积累下来的流亡生涯使他的身体遭到了很大损害，而内战期间繁重的工作更加剧了这种局面，这次到黑海养病，既是列宁自己想好好休息，也是党内的一致意见——俄国革命千头万绪，总舵手可不能垮了台。
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的托洛茨基其貌不扬，看上去倒更像一个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共产主义领袖，不过任何人都不敢小看托洛茨基。他不但创建了红军，而且还率领着弱小的红军取得了内战胜利并击退了外国干涉军，虽然华沙城下的失败和远东的溃退有点丢面子，但俄共党内没有第二个人敢拍胸脯说自己做得能比托洛茨基更好。作为享有巨大威望的人物，托洛茨基不仅是俄共的二号领袖并兼任着军事委员会主席，而且还是唯一能在党内与列宁相提并论的人物，《真理报》在发表新闻时，一般总习惯性地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与他的亲密战友托洛茨基同志。
按照惯例，列宁不在。主持会议的自然是托洛茨基，再加上这次是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会议，他当仁不让地坐在会议桌的中间，其他人员自觉按照在党内地位的高低由近及远地依次落座——这个顺序无论是谁都不会轻易弄错的。
“同志们，你们怎么看目前中日之间的战争？”托洛茨基的开场白异常直接。“党需要作出一些重要的决定。”
对当前局势的判断，托洛茨基内心深处无疑是极为矛盾的。内战胜利之后，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列宁强撑着病体，在中央全会上提出了在“战时共产主义”立场上后退、执行“新经济政策”的新方针，实际上就是要执行国家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制度。用共产主义学说来解释，就是列宁暂时放弃了输出革命的理想，专心致志地开始要着手建设俄国了。这个方针不但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理相背离，更与托洛茨基坚持的“不断革命论”、“世界革命论”相悖，在最开始的时候，俄共内部的气氛很微妙。
列宁与托洛茨基的风格还是泾渭分明的。列宁在政治上是现实主义的，而在工作中却是理论派的，否则，类似于《布列斯特条约》、《鄂木斯克》条约这样的文件换了别人是不可能去签署的，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是理想主义的，而在工作中却是实干派，列宁的思路没有托洛茨基的贯彻和推动是根本不可能落地的。也因此。列宁更多时候扮演了精神领袖的角色，而托洛茨基则掌控这全党的大局，两人意见一致的时候，俄共容易取得成绩，当两人出现意见分歧的时候，则俄共上下容易出现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苗头。虽然并不满意列宁的主张，但托洛茨基也清醒地看到，“战时共产主义”已对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很多损失甚至是永久性的，这种特殊时期的极端做法根本不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途径。不加以调整是不行的。因此，他并没有激烈地反对列宁的主张，而是用另外一种更加温和、隐蔽的手段来宣传自己的主张——他在策略上赞同列宁的意见，但在实施方法上却牢牢掌握着方向，使这场争论没有上升为两种路线、两个派别的分歧。
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列宁的体力、精力还勉强能够应付工作压力，在政治局内有列宁、斯大林、季维诺也夫3个政治局委员压阵，在中央委员会里则有布哈林这样的理论家支持，新经济政策最终是全盘通过了——托洛茨基本人也投了赞同票，尽管他保留了很多意见。事实上，列宁也不敢压迫托洛茨基太甚，不断解释“新经济政策”与“世界革命”毫无冲突，他是着眼于目前，而托洛茨基同志则意在长远，很好地维护了托洛茨基的威信，使得俄国（布）这个股份公司还能“团结一致往前看”。
政策出台之后，俄共立即掀起了经济恢复的高潮，所有人紧绷的那根弦终于开始松了下来，即便是在红军和俄共内部中最“彻底”、最“坚决”的革命派也因为连续多年的战争将大家折腾得筋疲力尽，不想再继续打仗了，只想停下来好好喘口气，享受一下胜利果实——更何况，在德国、匈牙利无产阶级“起义”失败以后，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已跌落到谷底，远东则被中国和日本挡着去路，要想“不断革命”也得先有本钱才行。
休养生息一年多来，苏俄局面有了很大的好转，有关革命的调子又开始起来了，恰巧这个时候中日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托洛茨基原本对远东的局面很不满意，感觉现在有了底气，内心深处很想借着中日战争的机会收复国土，所以有了今天的会议。
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在开会之前其实并不知道会议的真实目的，原以为不过是一个有关国防方针或者军事策略的调整，没想到托洛茨基居然抛出来这么大一个话题，一时间也都呆住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话题，稍有不慎就会牵扯到路线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