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夜，第一太平洋舰队最后的旗舰“柴沙列维奇”号上，舰队司令官维特盖夫特少将召集了所有现存军舰的舰长，商讨舰队最后的出路。
“明天白天敌人的空中部队必然会继续发动攻击，而军舰一出港又会遭遇敌舰队优势兵力的打击，我们只剩下两条路可走：第一是单舰分散突围，直接冲破对马海峡进入菲律宾或印度支那避难，寻机与第二太平洋舰队汇合；第二，为避免无谓的损失，在拆除可拆除的所有火炮，运走所有弹药并疏散所有人员之后，将仅存的战舰‘柴沙列维奇’号搁浅或自沉，其余的5艘驱逐舰则在白天出港规避空袭，晚上继续执行布雷任务——我们不能让敌人的舰队有机会靠近要塞肆意射击……”
说着，维特盖夫特摘下了军帽。
“现在表决，同意走第二条路的，摘下军帽，同意走第一条路的，把帽子留在头上。”
三十秒内，会议室内的所有舰长都露出了脑壳。
舰队参谋长拉彼鲁兹上校扬了扬军帽：“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可以把‘柴沙列维奇’号作为吸引敌人空中部队的诱饵。”
“您的意思是……”
“把清空后的战舰停泊在港湾中间，周围部署尽可能多的高射火炮和机枪，有必要的话，可以把海军步兵部队的步枪手们也召集起来，明天敌人的空中部队一定会集中全部力量来攻击我们这艘仅存的舰队装甲舰，我们就可以抓住这个机会给予敌人最大程度的打击……与其把军舰白白自沉，不如把它当作毁灭敌人的诱饵来得有意义，这就是我的想法。”
“我赞同拉彼鲁兹上校的意见，大家对此有什么异议吗？”
维特盖夫特看到众人都不出声，当即一锤定音：“就这么办吧，我现在就去见要塞司令官，先生们，12点钟之前我还会召集你们。彼得维季诺上校，我命令您现在就开始领导您的部下进行火炮拆除和炮弹移除工作。”
彼得维季诺上校正是“柴沙列维奇”号的舰长。
若干年后，彼得维季诺在回忆录中提道：“只要不是出海突围，（我们）对于什么计划都无所谓了……自马卡洛夫将军牺牲以后，舰队实际上已经覆灭了，我们只不过是在进行几个月前未完成的死亡历程而已……”
10小时内，30门安置在可360度旋转的木制环形高射平台上的各种口径火炮和超过30挺装在改制高射机枪架上的单管、多管机枪在港口周围完成了重新部署，4000多名配备莫辛纳甘步枪的海陆军步兵也登上了港口周围的高地和屋顶，所有的炮手、机枪手、步枪手都知道，他们的任务不是保护什么，而是在诱饵毁灭之前击落尽可能多的敌军空中兵器。
诱饵安静地浮在港湾中央，到6月1日上午八时，“柴沙列维奇”号上已空无一人，除了305毫米主炮以外，所有的武器都被拆了下来，包括305毫米炮弹在内的所有炮弹也全部被移除，为防止军舰起火，水兵们把易燃的木器、被褥、面粉、小艇甚至大部分燃煤都从军舰上清除掉，军舰上甲板堆满了盛有海水的木桶，各水密门全部关紧……
上午九时，云开雾散，华军海参崴航空方面军司令官郭志飞少将搭乘的101号“强云”指挥飞艇大摇大摆地莅临海参崴上空。
“又是个好天气……难得的好天气，每天都是这种好天气的话，一定可以多活二三十年吧。”身为飞艇党领袖的郭志飞少将显然处于严重的心情舒畅状态中，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景象，因为他身边正站着一位飞机党的首领——他的参谋长王升平准将。
事实上，就在昨天晚上，两位平日里针锋相对的将军达成了一个兵力运用方面的协议，决定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由飞机打头阵，待飞机令敌舰受创以至失去动力后，再由大型飞艇在200到500公尺低空上对敌舰实施最后的摧毁性打击，这实际上就是将5月31日战斗中的实际作战程序纳入作战计划中。另外，应海军的要求，部分航浮部队将执行摧毁敌岸炮阵地的任务。
“但愿今天能一次性解决全部问题。”王升平眯着眼睛凑上望远镜，第一航空轰炸大队的24架“晴风改”轻型轰炸机一下子晃入了他的视野。
“是一定。”郭志飞强调道。
三发红色信号弹自101号飞艇左舷射出，“群蜂”作战第二天的战幕正式拉开。
蓝天青山碧海间，24具“中型猪骨架”发出烦人的“嗡嗡”声，以8个锲型队分二组俯冲而下，一组直取港湾中央静止不动的巨大战舰“柴沙列维奇”号，一组分头攻击正逃往港外的5艘驱逐舰。
第一轰炸中队的甲小队首先自港湾北面向“柴沙列维奇”号发起攻击，在下降到200公尺高度时，队员们看到“地面上一下子布满了星星点点的炮口枪口焰”，他们开始“忧心忡忡地数着机翼上不断增多的弹孔”，很快，小队兼中队长机失去了控制，“翻滚着坠入距离那个‘大家伙’不到两百公尺的海中”，小队另外两架飞机不得不草草投下炸弹，“带着数不胜数的弹孔惶恐而惭愧地逃回基地”。
乙小队紧跟在甲小队之后，以几乎同样的角度进入轰炸航路，在下降到不足50公尺高度时，小队长机和3号机先后引擎冒烟并停转，以100多公里的时速分别撞上了海面和地面，幸存的2号机被迫拉起，在200多公尺高度上掠过“柴沙列维奇”号并投下了炸弹，两枚炸弹都落在了舰艏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