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之争”中，公武派内部主要是“公”和“武”的争论，但是针对具体的问题，不同的议题间争论双方也未必是壁垒森严。但是皇帝利用公武派内部的矛盾搞平衡，对于朝政逐渐产生了影响，似乎变得不那么可有可无起来。
在行政上争执不休，立法上就更是争论激烈。先不说古旧派和地方势力对于内阁的杯葛，就是光绪十八年一月成立的中华民主党——中民党内部意见也并不统一，立宪工作进行不下去，连资政院本身的存在的合法性都有问题了。但是，帝国的乱象也并不是真的象表现出来的那样严重。
当时，沿海及南方各省为公武派控制，北方内陆地方，如东北三省、蒙古、新疆、甘肃、陕西、山西等则被古旧派控制，虽有地方主义抬头，但忠君情结未变。唯有东北地区，《民族法》推行后盛京的旗主王爷和日本人暗中联系，谋求东北分裂另立新君。虽然被次谋部破获后，光绪圈了为首的镶蓝旗主，但东北形势仍是暗涛汹涌。由此，光绪十九年的次谋会议终于抛弃了最后的一丝“一衣带水”的幻想和“发展保和平，和平促发展”的一厢情愿，认定了“日本亡我之心不死”，从而制定了“能而示其不能，用而示其不用”，“千日蓄势，一朝乃发”的战略，严密封锁了军事准备的行动，同时故意散播乱象，给日本以充分幻想的空间，以求最后一举改写历史的结局，让铁和血为中国的崛起祭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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