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东汉王朝的各级地方官不断接到大量的病例报告，有的村庄甚至几乎全部死亡。地方官不敢怠慢，赶紧将这些情况上报朝廷。但是令他们失望的是，这时的朝廷却正陷入腐败和混乱之中，对老百姓的生死根本无暇顾及。结果由于缺乏有效的防治，瘟疫的范围进一步扩大。/p
曹操《蒿里行》里写道：“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和曹植《说疫气》记载“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都是对当时汉末瘟疫的描述。/p
就连当时医学家张仲景，也曾是悲痛地回忆道：他的家族本来人口众多，达两百余人口，但在不到十年的瘟疫流行期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于伤寒。就是在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地区，瘟疫竟也是夺去了一大半人的生命。（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说：“余宗族索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p
这东汉末年在短短的三十年间里，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就共有十二次。在三国时代发生瘟疫的次数那更是多达二十二次。在经历了长期的大规模瘟疫之后，中国的人口那是大量死亡。虽然一些人口统计数据也是很不准确，但我们仍可从一些史书留下的数字体会到瘟疫的威力。根据古代较为权威的官方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时，全国人口为5650万。而在经历了大规模的瘟疫之后，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时，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这人口竟然锐减达到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剧烈的三国末期，其人口仅及汉代时期的十分之一啊！/p
如着名的“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就是标致性的例子。当时曹丕还未称帝之时，与其中的几位诗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不幸的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区的大瘟疫中，着名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染病而死，他们分别是“徐干、陈琳、应玚、刘桢。”曹丕后来沉痛地回忆道：“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p
像什么周瑜，鲁肃，吕蒙，黄忠，马超，夏侯惇，张辽，曹仁，甘宁等人好像在真实的历史里面也都是先后染了瘟疫而渐渐病死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