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来已经放假了，知道我要回来特地开了车到机场接我。在飞机上我就在想回到成都后，第一件事是就是在我的避世小屋里面美美的睡上一整天。可是等我回到我的出租屋以后，瞬间就睡意全无。
我开了门走进去然后立刻又退了出来，仔细地看了看门号。确定没有走错之后才再次进去，屋子里所有的东西全都乱七八糟的，像是被土匪打劫过一样。客厅里的沙发上胡乱的扔着一个枕头和一张床单，茶几上地上放了好几盒方便面盒子，不知道的只以为这是一个垃圾场，哪儿会想到是人住的地方。
此时正好李来停好了车也上来了，我一把抓住他问道：“哥，亲哥，你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个情况吗？”
李来看了看屋子疑惑地问：“怎么了，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我被他一句话噎得都快翻白眼了，“你觉得有对的地方吗？你看看这是人住的地方吗？你这吃了东西也不打扫打扫？”
李来听了我的抱怨一脸无辜的说自己从小到大从来就没有打扫过，然后一脸讨好的说到：“不过这两天我也不是什么都没做，你过来看。”
说着李来把我拉到了电脑面前，得意的说：“我完美的完成了你临行前交代给我的任务。我把咱们消灭怨灵的光辉业绩告诉俩老头之后，顺便打探了宝藏的消息，而且这些天我还根据他们所说的情况在找人给我传了详细的资料。还有你的法坛上每天六支香我也没有忘，所以你就不要再吹毛求疵了。你说你要没有我这么个好师弟，这些事谁替你做，由谁能替你做？”
好吧我承认我当时被这个巧舌如簧的师弟给蒙蔽了，事后一想才发觉除了每天在法坛上上香是我的事以外，另外两件好像都是他的事情吧。要不是他惹了个大麻烦，我也不会去关心什么宝藏的问题啊。
李来见我不再生气，赶紧向我透露他从俩老头子那里打探来的情报：“我给了好大劲，把事情描述得事关我的生死。我爷爷才松了口告诉我一些这个宝藏的事情。我们师门确实有张献忠的藏宝图来着，只是这张图没有传给我们这三脉。我爷爷说祖师当年还收了一个石匠做徒弟，传授他工匠技艺。后来祖师就将藏宝图传给了那个石匠。”
李来说到石匠徒弟的时候异常神秘，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我已经在这之前就惊讶过了，因为我不仅知道了那个天才祖师收了一个石匠徒弟，而且还和那个石匠的后人见过面了。郁秋不正是声称自己是那个石匠的后人吗？而且这件事情还得到了师父的确认。
历来不仅挖出了祖师的这个石匠徒弟，而且还打探到藏宝图在清朝末年曾被一个姓杜的人设计盗走了。之后几十年一直杳无音讯，直到民国时期，这张图碾转落入一个叫做杨白鹿的人之手，杨白鹿晚年曾组织过一次规模较大的宝藏探寻活动。这才重新有了藏宝图的动向。
后来杨白鹿的寻宝计划以失败告终，石匠的后人曾和杨白鹿之子商议过这张图的归属问题。最终如何解决的就没有人知道了，只是从此以后石匠的后人再也没有寻找过藏宝图，藏宝图也没有在世间出现过。
虽然是同根而生，但是藏宝图关系到大量钱财是个敏感话题。祖师当年将图交给了石匠，这个藏宝图的处理权就是石匠后人的了，找回来了还是丢了其他人都不便过问。所以这藏宝图最终花落谁家就成了一个谜了。
李来调查的资料便是杨白鹿当年寻宝的相关内容。杨白鹿本名承伊，后改名钧，清代贡生、同盟会员，1920年前后，当过四川省长赖心辉的秘书长，1934年脱离军政生涯，从事医学，任成都国医学院教师。清末有一姓杜的官场人物因犯了事儿走投无路，投靠了杨白鹿，受到他的热情接待，一住就是几年。
姓杜的这个人临走前的一个深夜，为报答知遇之恩，将多年来随身携带的一个檀木匣子转赠于杨白鹿，内藏张献忠埋银地点图样，并告诉他这件宝物是当初参与埋银的一个石匠画成简图交给孙儿带走，后来落到杜家，珍藏至今，希望善为运用。杨白鹿接手后30多年，从未向任何人泄漏。
直到1937年冬天，住在成都陕西街的杨白鹿，将张献忠藏银图纸向好友--当过师长的马昆山透露，取得共识，认为这件事大有可为，后由范绍增出面奔走磋商，成立“锦江淘金公司”，开展打捞工作。
他们照原图纸方位丈量、细密探索，终于推断出埋藏金银的地点是望江楼下游对岸原石佛寺下面三角地段的交叉点左侧接近江心的江边，于是在1938年冬季趁河水较小，加速开挖，结果一无所获。第二年秋水退后又继续，上百人前后历时十多个月的辛勤劳动，果真挖出一个大石牛，还挖出了大石鼓！经理宣称：“石牛、石鼓都出来了，‘万万五’还跑得脱吗？”
不久，又传来惊心动魄的“喜讯”：坑旁安置的金属探测仪突突直响。没有金银，哪来的响声？旋即，狂热的浪潮席卷整个成都。锦江淘金公司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准备大批箩筐扁担，订购一部起重机，金银一出土，就集中人力搬运，直接缴存银行。
然而，历史却偏偏爱和人们开玩笑，工人们奋力挖出来的不是金银，只有三大箩筐小铜钱。“金银万万五”杳无踪影，轰轰烈烈的挖银事件，也只好草率收场。
根据刘翔的分析，这个杜姓的官场人士的父辈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