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影响是引发港人和有关方面开始深刻反思香港的自由与责任、法律与lun理等问题。从法律角度来分析，国家意志并不必然等同于人民意志。国家权力授之于民，前者应从属于后者。民众应该、也只能够以法律的方式（例如依法申请的集会游行和示威、被法律保障的舆论自由等）去影响国家政策，使国家尤其是国家的化身——政府及其官员时刻牢记将国家意志隶属在人民意志之下，以人民价值追求作为国家价值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中，国家不能以lun理决定客观理性和法律，而应该用理性、法律来建设和引导lun理。“国家安全”和“人民自由稳定”相比较，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国家安全”只是工具价值，而“人民自由和稳定”才是终极的目标价值。但是，香港的自由与责任并非矛盾对立。在任何一个国家，权利与义务是一致的，更不存在绝对的、无序的自由。自由受法律制约，法律为自由服务。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自行立法保障国家安全是宪制责任。如果不履行基本法23条的法律义务，就失去了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公正性，怎能要求和保证兑现同一法律其他条款承诺的权利？
显而易见，游行表达的社情民意，对特首和特区政府造成极大的压力。香港“民主派”力量步步紧逼，特区政府则逐步有所退让。据香港《大公报》、《商报》等报道，7月2日，22名来自民主党﹑民协﹑职工盟﹑前线、法律界等不同界别的立法会议员联名致信董建华，要求搁置23条立法，对话平息民愤，普选特首和立法会，还政于民。发起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声称，发动市民9日在政府恢复二读国安条例时包围立法会。之后的两次万人级的集会，主要政治诉求不再只是反基本法23条相关立法，而是如“香港民主发展网络”主席朱耀明所说，要求港府立即公布政治改革时间表，要求在2007年实现一人一票普选特首，在2008年全面普选立法会议员。
很显然，童建华在此时遇到了他执政生涯中最困难的时刻。陈锋知道按照原来的历史，他要在2005年的三月才会以健康理由辞职。
所以，这时候，陈锋主动给他打去了慰问电话。毕竟两人经过几次接触已经算是朋友了，现在他遇到这样的大事，陈锋站在朋友的立场当然要关心一二，不能不闻不问。
陈锋打来的慰问电话，让童建华心里感到了一阵安慰。若是有可能的话，他还真的希望陈锋能够站出来为他说几句话，但很显然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这场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已经发生，已经对他的个人声望造成了极大的打击，这一点是不呢一下子就能挽回的。
挂完童建华的电话后，陈锋很意外的接到了班主任苏妍的电话。
电话一接通，就听苏妍说道：“陈锋，能来一下我这里吗？地址你应该还记得吧，就在学校对面的物华小区。”
陈锋听到她的邀请，当下就有些呆住了，这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这时候邀请他去她家租住的地方做客？陈锋疑惑的同时，不由想起一年前跟她在办公室独处，而她向自己告白的情形。
想到这件事，陈锋马上找借口拒绝道：“对不起，苏老师，我刚刚好睡下了。还是下次吧，距离高考就几天时间了，我要好好的调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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