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飞机问世后的十年内，其发射活动有百分之七十八与军事航天有关。
从某种意义上讲，航天飞机就是为了军事航天而出现的，对民用航天的贡献反而不太突出。
要知道，推动航天飞机的主要力量来自国防部，而不是航空航天部。
原因就是，在进入项目审批阶段的时候，航空航天部的技术专家就发现，航天飞机的运营成本远超过运载火箭，因此就算能够多制造几架形成规模效应，过于高昂的发射成本也足以下退所有民间用户。
再一点，从运载能力上就看得出来。
航天飞机的系统总质量高达二千二百吨，而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只有二十四吨，而以当时的技术，运载火箭只需要八百吨的总质量就能达到相同的运载能力，因此航天飞机的运载能力仅相当于运载火箭的三分之一。
显然，航空航天部不是军事部门，自然不会主推注定不会受到市场接受的航天项目。
也正是如此，中国航空航天部在主导航天飞机工程的同时，并没放弃运载火箭，只不过不再研制大型运载火箭，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小型与中型运载火箭上，而且以推动商业航天为主要目的。
问题是，航天飞机具备一些运载火箭与载人宇宙飞船所不具备的特殊能力，而且是极为重要的能力。
比如，航天飞机能够回收在轨运行的卫星，并且在轨道上对卫星进行维修。
又比如，航天飞机拥有十分巨大的货舱，能够运载大尺寸货物。
这两项特殊能力，不但决定了航天飞机在冷战期间的巨大价值，还延长了航天飞机的使用寿命。
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当局一度打算让所有航天飞机退役，转而发展运载火箭。只是，这个决定推迟了十多年。主要就是，当时中国正在主导有十多个国家参与的国际攻坚战的建设工程，而该工程中有大量大尺寸设备，只有航天飞机的货舱能够装得下，因此最后两架航天飞机一直使用到国际空间站建成。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在八零年代，航天飞机具备的特殊能力，为中国推动“星际大战”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这就是，中国能够依靠航天飞机来构建外层空间防御体系。
一九八二年，顾祝同就明确提出，“国家战略防御系统”应该以外层空间为主，即把主要的防御武器部署在近地轨道上，以求对潜在敌国发起的战略打击进行外围拦截，尽最大的可能把敌人发射的核弹头击落在敌国上空。
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军事技术专家提出了一些非常超前的概念。
比如，在近地轨道上部署以高能激光与粒子束武器为主的定向能武器，拦截还在大气层内飞行的敌国弹道导弹。
显然，在构建外层空间防御系统中，航天飞机是不可否缺的角色。
按照当时提出的概念，配备定向能武器的卫星都十分庞大，需要通过多次发射、然后在轨道上组装，而这只有航天飞机能够办到。此外，定向能武器要消耗大量能源，卫星还需要进行在轨机动，因此需要为卫星补充燃料，而这仍然只有航天飞机才能办到。此外，如果需要对在轨卫星进行维修的话，同样得依靠航天飞机。
说白了，航天飞机是中国构筑“外层空间防御系统”的基本运载工具。
在航天飞机问世之后，之前很多的设想都不再是设想，至少一直采取跟随战略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显然，来自中国的压力，迫使德意志第二帝国在相关项目上投入了更多的资金。
根据后来公布的资料，在冷战期间，德意志第二帝国至少在“外层空间防御系统”上花掉了上千亿帝国马克。
与巨大的投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在该领域取得的成果寥寥无几。
当然，中国也不例外。
事实上，顾祝同当时提出的战略防御设想太过超前了，很多关键技术问题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而且在估计花费的时候，中**方出现了严重偏差，即严重低估了防御系统的总投入。
严格说来，这些都在顾祝同的预测之内。
根据顾祝同的回忆录，在启动“国家战略防御系统”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到，这套能够为中国提供全面战略安全的防御系统，在二十年之后都未必能够建立起来，而且几项最为关键的技术，在半个世纪之后也未必能够取得突破，因此中国根本不可能在设定的十五年之内将其变成现实。
正是如此，在除了个别的“面子工程”之外，中国投入到“星际大战”中的资金，大多用在了基础科研领域。
不可否认，中国的投入十分巨大。
根据后来公布的资料，在“星际大战”正式下马的时候，中国在该项目上总共投入了近两千亿华元。
与德意志第二帝国不同的是，中国的投入收到了显著的回报。
比如，中国在“星际大战”中的“空天战斗机”项目，研制的不是空天战斗机，而是后来大名鼎鼎的j-170型隐身战斗机，而以j-170为基础，中国在随后十多年内研制出了多种隐身轰炸机与隐身战斗机，并且在二十一世纪初，率先研制出了第五代战斗机，把空军带入了隐身时代。
又比如，在“星际大战”项目中的联通信工程，演变成了后来的国际互联，并且在九零年代率先在民用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为人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