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理会上，辩论正在激烈进行。
只是，中国席位上，只有一名权当代表的外交官，并不见周润康的身影。在另外几个国家的席位上，也只有低级别的外交官。
这些人，全在周润康的办公室里。
在安理会，只有中国、德意志第二帝国与意大利的代表有常设办公室，因为只有这三个国家是常任理事国。
面对荷兰、西班牙、希腊、澳大利亚、加拿大与土耳其的代表，周润康的耐心已经用到了极限。
连夜返回上海之后，周润康就跟这几位代表通了电话。
在得到席存瑞的支持之后，周润康明确表示，只要肯在安理会表决时投支持票，中国将极为感激。
显然，赢得中国的感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十多年来，中国在外交上一直秉承一个基本原则，即有恩必报。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与阿根廷的关系。一九五二年，中国爆发了战后规模最大的口蹄疫，成千上万的猪、牛、羊受到感染，导致国内肉类供应严重紧缺，阿根廷在这个时候伸出援手，无偿为中国提供了十五万头肉牛与三十万头猪，让中国人在一九五三的春节到来时依然有足够的肉类。五年之后，阿根廷西北部地区发生超级大地震。虽然此时阿根廷已经倒向德意志第二帝国，成为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南大西洋上最重要的盟国，但是中国依然在第一时间派出救援队，而且帮助阿根廷进行灾后重建，前后总共为阿根廷提供了近二十亿华元的无偿援助。这笔钱，在当时足够买下五十万头肉牛与一百万头猪了，相当于中国以三倍的回报来报答了阿根廷在五年前提供的援助。
可以说，获得中国的感激，意味着今后在需要的时候，肯定能得到中国的帮助。
问题是，周润康的表态，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效果。
在是否支持中国出兵干预危地马拉内战的问题上，这几个国家依然保持沉默，或者说持观望态度。
周润康别无选择，只能亮出底牌。
这就是，无论联合国安理会是否通过了军事干预提案，中国都会采取行动，只是中国单方面采取行动，意味着不再受联合国制约。
会谈的气氛很紧张，荷兰、西班牙与希腊代表都明确表示，如果中国绕过联合国，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等于置国际公理于不顾，也等于打击了联合国的威信，必然会对后世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
说白了，如果大国可以绕过联合国发起战争，那么联合国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加拿大、澳大利亚与土耳其代表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并且提到，只要中国开创了这个先河，今后将一发不可收拾。
只是，周润康并没有彻底失望。
希腊代表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对危地马拉的内战的军事干预行动，是否符合人类文明最基本的道德价值观。
这就是，干预本身是否有利于缓解当前的人道主义危机。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中国就有理由进行军事干预，而且也只有中国有能力在危地马拉展开军事行动。
这让周润康认识到，有机会让希腊投出最为关键的一票。
当然，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得证明军事干预的必要性，因此也就得为危地马拉的人道主义灾难提供更多的证据。
说白了，如果有更多的铁证，在舆论的压力下，其他国家也不会投反对票。
会议结束后，周润康跟席存瑞通了电话，提出了他的设想，即在安理会进行表决前获取更多有力证据。
显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对采取军事行动最为有利。
席存瑞没有耽搁时间，在跟周润康通了电话之后，就把四位参谋长请了过来。
获取证据的唯一手段，就是派遣一支特种部队进入危地马拉，找到危地马拉政府军滥杀无辜的铁证。
“舰队在上个月就已部署到位，随时可以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援。”首先表态的是海军参谋长田黛芳大将。
在顾祝同之后，田黛芳是海军参谋长的最佳人选。
“我们已经封锁了危地马拉领空，部署在危地马拉附近的作战飞机超过四百架，如果有需要，随时可以采取行动。”空军参谋长罗树人上将最为积极。主要是，四位参谋长中，他的资历最浅。大战结束的时候，罗树人只是一名空军少将。直到骆崇明最后一次担任参谋长会议主席的时候，他才晋升为上将。与其他三位参谋长相比，罗树人更需要一个证明实力的机会。
“陆军随时可以调动六个师的兵力，听候总统差遣。”陆军参谋长杜杰生大将表现得最为低调。原因很简单，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与陆军的关系最不明显，即便主要战场在危地马拉的丛林里面，首先登场的也是陆战队。
听完三位参谋长的话，席存瑞只是点了点头，把目光转向了陆战队参谋长景虎上将。
在参谋长会议上，景虎是个新人，他是第一位加入参谋长会议的陆战队参谋长，也是陆战队成为独立兵种之后的第二位参谋长。在大战期间，景虎就非常有名。大战爆发时，他只是一名少尉基层军官，但是参与了几乎所有与陆战队有关的战斗，从硫黄岛一直打到美国东南部地区，军衔也由少尉成为了上将。如果不是没有什么背景，景虎很有可能成为陆战队的首位参谋长。
关键是，在景虎担任参谋长期间，陆战队获得了真正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