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在南阳推行新政之时，刘琮并没有意识到，对自己，对荆州，乃至对天下会造成怎样的影响。那时的刘琮到这个时代还不到两年时间，还沉浸在英雄主义的缅怀和对战争的浪漫幻想之中。所以他才会游历荆州，本能的收拢部曲，下意识的学武，其根源正是来自于对历史上本尊的悲惨下场的恐惧。
就任南阳太守之后，刘琮所想的，也不过是如何在这个乱世中自保，至少别像本主那样举荆州八郡之地，十万带甲之士不战而降，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掌控。
所以刘琮才会以弱敌强，拼尽全力赢得了宛城之战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为了确保增强实力打击敌人的临时措施，渐渐成为了未来的新政主体。屯田、练兵，依仗各阶层扩大赋税来源，互为因果却使得刘琮在南阳获得了成功。这种成功固然离不开刘表的支持，带有非常明显的地方色彩，但逐渐让刘琮意识到，荆州的未来也可以如此。
为何在南阳可以推行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小农经济，而在荆州其他各郡便会遭到不同程度的反对，其进展直到现在都远不如南阳？这与南阳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当时的动乱背景有关。
因董卓乱政之故，关中的三辅地区多年来兵祸连结，百姓不得不抛弃家园成为流民，其中很多人便就近到了南阳等地。远一些的，则跑去了益州、扬州乃至交州。这其中南阳郡内的流民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
而在刘表入主荆州之前，荆州各郡也屡次遭受了战乱之苦，有黄巾义军也有袁术、孙坚，更多的是宗贼作乱。战乱打破了原有的世家大族对于土地的垄断，这也是为何刘表单骑入荆州，便能够得到以蒯良、蒯越兄弟为首的荆州世家大族支持的主要原因。他们要恢复秩序，重新掌权，控制地方，就必须推出一个被各方认可的代表人物。而刘表出身于最大的世家——皇室，被他们选择支持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大量流民的涌入，正好为刘琮突破现有体制另起炉灶提供了机会。
汉灵帝弄的西园八校尉为何会以失败告终？
不仅仅因为其自身能力不足和世家大族的反弹，更重要的是，重建一支军队，需要有能服役的兵源，和支持起这支部队的粮草物资，说白了要有足够自耕农纳税服役，同时皇室能直接管理，但那时乡野间的自耕农因为门阀的兼并，分割凌乱，负责税收的州郡吏和军队的统兵将领也都是门阀的门生故吏，忠于门阀大过朝廷。抛开那些历史的机缘巧合，人事纷争不谈，从根本上来看，就注定会成为失败之举。
因此在刘琮广泛开展屯田以安置流民之后，他所获得的就不仅仅是大量自耕农，也相应的使其成为南阳军的主要兵源和粮草军械的提供者。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控制，才有了户籍的划分，对劳动力的固化。从而使得刘琮能够得到长期稳定的各种资源。
荆州军的军制也因此更加偏向于“王党”中央集权，无论是刘琮的近卫军明光骑，还是炮车营，轻骑营，水军乃至到目前为止尚未为人所知的大杀器陌刀营，全都由最忠诚的将领或刘琮的宗亲所统领，而稍外围一些的军队，也多由张绣、文聘这样与刘琮关系匪浅的将领掌控，至于蒯越所代表的荆州本地文士门阀，就只能把持文职，极少指染军职。
自江东之战后，刘琮更是进一步将军纪上改“但赏功而不罚罪”为“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军队的向上流通通道，同时收部曲私兵的政策，则从根本上断绝了世家大族拥兵自重甚至起而反叛的可能。
在吏治方面，刘琮施行的是和中下层精英的合流。王粲、杜袭、裴潜等人自不必说，如今荆州各郡县官署中，已经有大量的来自于小型豪强甚至寒族的精英，充任各级官吏。
黄巾起义，天下大乱，但黄巾流民武装只是起破坏作用，时局的走向还要看精英们的选择，平民阶层的精英这个时候分裂为两部分。一部分加入了黄巾，成为流民武装领袖。不少州郡的中下层官吏加入黄巾，就是因为这些寒门或者平民出身的精英深感自己在体制内已经走到头，而那些能力不如自己的门阀子弟却靠家世霸占州郡的重要职位，成为他们的顶头上司，所以毅然造反。
另一方面，黄巾流民武装也打破了世族门阀对官场的垄断，黄巾军冲击州郡杀掉了一批门阀出身的官僚，而时局紧张，那些仅靠家世居官者没有能力处理这种局面，这就迫使门阀不得不接受寒门和平民中有才华的人，来接手他们的职位，以解决棘手的局面。
这种普遍的情形，使得寒门精英有了更多选择，也即是不但君主可以选择臣子，臣子也能够选择君主了。在这样的大势面前，刘琮必须敞开怀抱，甚至主动招揽，以获得中下层阶级的广泛支持。在这一点上，刘琮甚至做的比曹操更加极端。
曹操“唯才是举”而刘琮不但唯才是举，还要大批量制造带着自己标签的人才。官学、军学，以及世家大族看不上，寒门子弟却趋之若鹜的各种技术型学校。
那么如此一来，会不会遭到世家大族的反对和反抗？刘琮很清楚，这是必然的。但在他掌控了军权，并且占据了大义名分之后，世家大族除非狠下心来联合反抗，否则只会落得鱼死网破的结局。对于考虑长远的世家大族来说，这并不是最好或者说最终的选择。所谓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