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汪曼云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在周佛法跟随汪精卫叛逃后，汪曼云即主动勾结了周佛海，并同时参加汪伪政权和李士群的76号的特务机构的前身。..
黄香谷原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科主任，本来就是汪系的人，而他的父亲正是被国民政府枪决了的黄浚。1932年汪精卫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黄浚任行政院秘书。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因向日本特务机关出卖了多起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重要情报，造成战争局面的严重危机。黄浚和他的另一个儿子黄晟以通敌罪被处决。黄香谷在汪精卫公开叛国后，立即投靠了汪清卫。
蔡洪田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主持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党务工作，1939年也投靠了汪精卫。
凌宪文原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部副部长，国民党上海特別市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在汪精卫叛逃后，他主动投靠汪集团而叛变。
顾继武是潘公展的助手，老牌特务，与76号的头子丁默邨早有勾结，也投靠了汪伪成为了汉奸。
在这些人的带头破坏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全面瘫痪，许多人主动或被诱降进了汪伪集团或76号特工总部。
汪曼云、蔡洪田、顾继武、凌宪文、黄香谷等五人不久后都当上了汪伪集团的伪国民党中央委员。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江苏省党部及中统苏沪区分崩离析，各党部委员及中统骨干纷纷投入汉奸队伍，坚贞不屈的的也基本被出卖而招逮捕遇害。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汪伪集团其实就是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变节者而组建，而李士群的76号特工总部，则更象是换了块牌子的中统特务机构。
上海的舆论纷纷谴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江苏省党部及中统苏沪区的**无能，同时也向蒋介石施加巨大的舆论压力。
蒋介石为了摆脱这种压力，同时也不甘心上海的地盘被汪精卫抢去，便找来陈立夫，责成他务必重建国民党在上海的机构。陈立夫当场请准，授予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吴开先以国民党“中央代表”名义，秘密潜赴上海，收拾残局。
吴开先此时还兼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的职务。由于他先前是上海的党部主任委员，上海市党部如此不堪一击，他当然责任重大。
为了避开潜伏在重庆的汪伪特工的耳目，吴开先去上海只能走控制在英法手里的通道，即从重庆经昆明、河内，抵香港，再从香港到上海。吴开先一到香港，便专程拜访杜月笙。
杜月笙不仅热情招待吴开先，还给予了吴开先大量的钱财资助，杜月笙又代吴开先安排好了去上海的路线，避过日本军警盘查和日伪特务的跟踪。
当吴开先乘坐的英国客轮驰抵黄浦江时，一艘汽艇趁着浓黑夜色的掩护，悄悄靠了上来。原来杜公馆管家万墨林早已接到杜月笙的通知，带着大批保镖来接吴开先了。
通过万墨林汽艇的驳接，可以避免在码头上下船时遭遇日本便衣宪兵和76号特务的突然绑架。
同时，万墨林根据杜月笙的电令，又给吴开先安排一处上好的住处。并给他提供了自备汽车。可以说，在杜月笙的关切下，吴开先一路顺风，顺利抵达上海展开工作。
吴开先在上海呆了一段世间后，工作没有进展。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原来在上海的一批重要骨干，逃走的逃走，投敌的投敌，更有被抓被杀的，其余也大多数当了缩头乌龟，整个组织基本垮台了。
而其他系统的人员，如军统特务和帮会势力又不买吴开先的账。为此，吴开先只好回重庆请示。
在回程中，杜月笙向吴开先面授机宜：“鉴于目前的抗战形势，敌我双方僵持不下，因此，沦陷区的上海孤岛很重要，它是日本人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不拿在手里，就要被日本人吞掉。”
“开先兄独来独往，责任重大，很难保证安全。我认为上海应该有个由蒋委员长直接领导的组织，这样一来，上层有力，上海有底，就能开花结果。中央各部院经常派人去上海，但各有各的任务，各做各的事，见面可能都不认识。”
“这种做法，用人多、用钱多、用气力多，却收不到互相配合和互相支援的效果。开兄回重庆，可以建议中央，设一个总的机构，全盘负责上海的工作。人员不妨大家都派，有了事情大家一道做。”
吴开先心中此时很清楚了，为什么杜月笙如此隆重接待他并给予大力支持，原来杜月笙也早就不满足只做上海滩上的青帮流氓头子，他想洗白自己，捞取同国政府的要职。
吴开先已经明白了杜月笙的心思，也清楚要去上海开展活动，重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活动离不开这位表帮大亨。
于是一回重庆，吴开先把杜月笙的意见面禀蒋介石，蒋介石立即决定成立“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工作要点是劝导金融工商界、技术工人、学生、青年到后方来，增加抗战力量，告诫留沪者勿与敌伪合作，并应在经济上对后方大力支持等等。
“上海统一委员会”的五个委员中，有四个委员与杜月笙都有些特殊关系。戴笠是杜月笙的拜把兄弟，蒋伯诚是杜月笙的玩场知已，吴绍澍是杜月笙的“学生”。
吴开先考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在上海工商界的影响比不上杜月笙。他的个人信用，也远不及杜月笙，就是在国民党内各派系间他也不如杜月笙兜得转。
同时，他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