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的国家组织机构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一）辽朝从初建时期即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日后更加强烈。因此其官制不仅“南面“体系基本照搬唐朝的官制，“北面“体系也受到唐朝官制的影响，分工细密，许多官司虽用契丹名称，但其职能与唐朝的相同；有的则干脆用汉语名称。为适应游牧社会的实际情况和传统习惯，又保留了许多氏族社会末期和阶级社会初期的官司，所以辽朝的官制异常复杂而机构异常庞大。
（二）“北面“体系中特别突出军事机构的职能，而“南面“体系中则着重于财政、治安的职司。这清楚地表明了辽朝国家机器的本质；以契丹和其他游牧部族组成军事机器，对外掠夺，镇压属国、属部；以农业居民作为剥削的主要对象——税赋的主要来源，并注意安定其社会秩序，以保证财赋来源的稳定。
（三）有很大的一批官司是直接为皇室服务，供皇帝私人和皇室成员支配和享用。这正是游牧民族“把国家认为是整个汗族的财产“的传统观念的反映。
西辽王朝在其直接领地上基本沿用辽朝的官制，而对附庸国则保存了其原有的国家机器，让它们继续发挥作用。
耶律大石为巩固西辽王朝的统治制定并推行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政策；
一，在行政方面。耶律大石在王朝的直辖领地，再不分封，实行中央集权。穆斯林史籍记载，“他劝导自己的亲信们要居安思危，战战兢兢；不让异密（将军）们拥有封地，但自己赏赐他们，并说：‘如得到封地，就要肆虐。‘“[《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斯地区历史资料》，第1辑，第67页]中亚地区自萨曼王朝以来，实行分封制度（伊克塔制），喀喇汗王朝尤为盛行。这是导致喀喇汗王朝分裂为东西两大部以及内部纷争不已的重要原因。辽朝的“宫卫“制和“头下军州“制，实质上也是一种分封制度，其弊病耶律大石在辽朝崩溃过程中亲眼看到。唐、宋的政治制度可资借鉴，他毅然决然取消了分封制，这也是塞尔柱王朝大政治家、宰相尼扎姆·穆尔克极力主张，但未能行得通的。取消分封，这在中亚史上是一个重大进步，它不仅限制了领主的肆虐，而且有效地保证了中央集权。所以终西辽一代，从史籍中未见有地方政权独立、封建领土混战的记载，这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
二，在军事方面。伊本·阿西尔说：“［耶律大石］不委任异密为百骑以上的军官，使其不能叛乱。“[《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斯地区历史资料》，第1辑，第67页]西辽王朝的军队由皇帝直接控制；如征战，临时派若干士兵给某位将军指挥，而不是派遣某位将军率“所部“去执行任务。这正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实行的制度。耶律大石目睹辽朝将领拥兵叛立对帝国覆亡所起的作用，一反祖宗旧章，同宋太祖一样，收回将军们的兵权，在物质上“赏赐他们“。这一措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为保证中央集权、巩固王朝统治发挥了作用。
三，在赋税方面。西辽政府为巩固其统治，对其臣民减轻赋税，以取得人民的普遍拥护；同时也维护原有制度，特别是所有制，以换取封建地主阶级的支持。西辽王朝的这些政策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
四，宗教信仰。西辽时期有一显著特点，各种宗教都允许在帝国的境内存在和发展，契丹人本来信仰萨满教，仍保持着自己的信仰。伊本·阿西尔说，耶律大石是一位摩尼教徒。有的学者对这一说持怀疑态度。不管他是不是真是摩尼教徒，但可以说明一点，在伊斯兰教兴起后，摩尼教在中亚作为异教基本已被消灭或转入地下，而在西辽时期肯定又公开出现或活动，甚至受到耶律大石的尊重，不然公认为严肃的史学家伊本·阿西尔不会毫无根据地说他是摩尼教徒。佛教在辽朝时期已在契丹上层流行，在西辽时期也如此，西辽嫁给屈出律的一位公主就是信奉佛教。佛教在附庸国高昌回鹘王国盛行。景教在巴拉沙衮地区流传，在喀什噶尔设有教区。犹太教在撒马尔罕和玉里鞬[今花剌子模]也很流行。至于当地人民信奉的主要宗教——伊斯兰教，更得到耶律大石的尊重。他用穆斯林方式给下属写信，叫他根据当地伊斯兰宗教首领的意见办事。所以朱兹贾尼说：“一些人说，这位菊儿汗秘密地成为穆斯林。“但是他又谨慎地补充说：“真主才知道这件事的真象。“[《卫教者列传》，英译本，第2卷，第911页]由于西辽王朝执行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各种宗教信仰的人都得到保护，有利于社会的安定，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融合。
五，开明的羁縻政策。西辽王朝对归顺的国家一律采取保存其原有王朝的政策，让其继续统治本土，享有相当的自主权，并拥有军队。西辽王朝在这些国家基本上不驻扎军队，有时派兵巡边，或应当地政府请求派兵镇压“反叛“。西辽王朝派出官员常驻或定期巡视属国。他们的任务是监察情况和收取贡赋。从穆斯林作家的记载中反映出附庸国王对西辽王朝的这种羁縻政策的满意情绪：“当哈刺契丹的诸汗控制了河中时，算端（苏丹之异译）乌思蛮（乌斯曼）也受菊儿汗的统治，服从他的敕旨和禁令。菊儿汗那方面让他继续拥有河中的国土，没有把他从那里撵走，满足于征收一小笔年贡和把一名沙黑纳派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