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带队回去的时候，我意外地碰到了杨丽娜。
她正带着教导大队的卫生员们，为学兵中队喷洒消毒水。她像是一支俏美的白莲，随意地往楼道里一站，那就是一道永看不厌的风景线。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她的身上，学兵队的领导们，更是见缝插针地上前跟杨丽娜打起了招呼。
我与杨丽娜擦肩而过，杨丽娜叫住了我：“李正，恢复的怎么样了？”
我暗吁了一口气，暗自庆幸她没叫我‘小毛贼’。我笑了笑：“挺好。早就恢复了。”
杨丽娜嘱咐道：“那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
我点了点头，因为领导们都在场，我也没与杨丽娜进行过多的交谈。
充实和艰苦的日子，还在继续。好在我早已习惯了这种地狱式的生活，重复着超过自我，挑战极限，在这种激情的氛围之中，我们都被磨砺的坚硬如刚。
按照惯例，在学兵队即将结束的时候，也会像警卫队一样进行一次汇报表演。观摩表演的都是局团的重要领导，因此学兵队不敢有丝毫疏忽大意。
学兵队拿出整整三天的时间，抽选汇报表演的学兵指挥员。
先是口令比赛，看谁的口令标准，响亮；再就是个人动作，跑位，心理素质，等等。
经过了一番综合的考察和比试，我有幸入围进了前三甲，与另外两名士官学兵竞争汇报表演指挥员的位置。
在我们三人当中，又是整整一天的详细摸底，我最终以第二名的综合评定成绩，遗憾地退出角逐。获得指挥员资格的，是一个第四年的士官学兵，乔涛。
其实我的口令和实际指挥能力，与他不分上下。我们的总分基本上持平，甚至我还比他高几分。但是部队的兵龄观念很强，在各方面条件差不多的前提下，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当然会优先考虑启用老兵。
是乔涛的兵龄，为他加了分。
我虽然心里不服，但又无能为力。
然而或许是老天觉得不公平，还是转着弯儿地让乔涛将这个指挥员的位置，让了出来。
这个倒霉蛋，竟然在第二天的战术训练中，低姿匍匐前进的时候，被一块带尖儿的石头划破了脸蛋，严重地破了相。形象重于生命，学兵队领导不得不考虑换人。
对此学兵队领导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用谁接替这个指挥员的位置，意见并不统一。虽然说按照事前的综合考察，应该由我顶上。但也许是学兵领导们觉得我是第二年的义务兵，经验欠缺，肩膀上的两道斜杠，不如士官肩膀上的两杆钢枪好看。
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在这几天的角逐当中，也有几位学兵领导被我的指挥才能折服，据理力荐。
最终，我如愿地成了这次汇报表演中的学兵指挥员。这在历届学兵史上，可谓是一个创举。以前从来没有过让义务兵担任汇报表演指挥员的先例。
我很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
也许，我头上那顶压我的喘不过气来的‘吊兵’帽子，会因此被彻底地摘下来。
但是毫无疑问，好处和风险并存。如果不出意外还好，一旦在指挥当中出现任何纰漏或者意外，我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哪怕，纰漏和意外不是出在我的身上。
换句话说，所有学兵可能出现的任何风险，我都有连带责任。
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是指挥员。
汇报表演前二十天，学兵队全体教官都绷紧了最后一个神经，将各个训练课目，在十天内练到了极致。
接下来便是我这个指挥员和队员之间的磨合期了！说实话，虽然说学兵队是个特训单位，原则上没有新兵老兵之分。但是部队的兵龄观念过于根深蒂固，要想让那些在部队呆了数年的老士官和我们平起平坐，他们心里绝对是一百个不平衡。因此在我指挥训练的时候，总会有一些老兵不听招呼，故意拆我的台。
对于这种摆老资格不服从指挥的老兵，我一般是先礼后兵。有的老兵买账，但也有个别老士官不买。那好办，我就专捡教官在的场合，对其进行严厉的批评和制裁。这样一来，既无形当中树立了我在学兵之中的威信，又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
时间过的很快，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汇报表演前三天，学兵队领导和教导大队领导沟通，派遣了大队人马过来捧场，哄托气氛，进行了汇报表演前的程序演练。
随后两天，一直都是拉程序，进一步规范细节。
正式的汇报表演当天，我们一大早便被带到靶场上，反复地将程序又拉了两遍。学兵队的几位领导将我叫过去，你一言我一语地千叮咛万嘱咐，仿佛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压在了我的身上，生怕会出现一丝纰漏。
八点钟，观看汇报表演的各单位官兵陆续就位。
上千名来自特卫团各大队的战士聚在一起，赛歌赛士气，呼声震天。
九点钟，观摩首长在教导大队大队长的陪同下，在一路掌声的陪衬下，缓缓地走上了主席台。
观摩团阵容相当强大，特卫局三个副局长，特卫团四个副团长，以及各大队主管训练的副大队长，都参加了观摩。
三个将军，四个大校，上校中校几十位。
在这样一种气氛之下，说不紧张那是假话。站在队伍前，我的双腿不断地打着哆嗦，心跳的频率也相当快。
我在心里不断地为自己打气：不紧张，坚决不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