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父很是认真地听着我的叙述，直到我全部讲完，他才有些感叹地说道：“哎！这件事情我也了解一些。听说那个叫黄玲玲的，已经企图自杀两次了。是不是？”
“哦？”我有些意外。
姑父怎么会知道这些细节的？我记得在刚才的叙述中，并没有提到具体的信息呀！
“呵呵！你不要误会。”姑父笑着解释道：“我是看报纸才知道的。只是有个老熟人牵连到这件事情，这才稍微关注了一下。至于其他的细节，我也是不太清楚的。”
“这样呀。”我恍然大悟，又略带失望，随即也就释然起来。
毕竟，姑父也是广州市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领导，平时的工作也和公检法系统有些关联，知道一些细节也不足为奇。
想起刚才姑父的话，我有些八卦地问道：“你哪个老熟人被牵连呀？”
“呵呵！没什么。一个旧同事。”姑父似乎不想提及的过多。
“咋回事？”我锲而不舍地追问。
“没啥事，咳！就是因为作风问题被双规，现在应该还在牢里蹲着吧！”姑父的语气有些异样。
感觉到姑父那与平时不同的语气，我定睛朝姑父看去，这才发觉到，姑父的神情有些不自然。于是，我不留痕迹地转移了话题。
时间在闲聊中过得飞快。
辞别了姑姑一家，我便回到招待所，我开始仔仔细细研究起黄玲玲的个人资料，一边看，一边在我的笔记本上记录着。
在记录的同时，我的脑子里也飞速地旋转着，思索着这个事情该用怎样的引导语，那个事情要达到怎样的目的，等等。
（世事难料。黄玲玲的案例，我本想一周就能搞定的，但实际上我再次见到她时，已经是一个半月以后的事情了。当时，我人在北京，有一次天大的机遇。）
正在我苦思冥想该如何构划整体方案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我撂下笔，伸了个懒腰，揉了揉有些发酸的眼睛，双手交叉向外伸展了一下，将手心向外，又移到头顶，晃了一下脖子，这才松开双手，拿出裤兜里的手机。
看着手机屏幕的来电提示，我有些意外。
是师父。
一般来说，师父是不会给我打电话的。从我97年跟着师父学习催眠术开始，我印象中师父主动打电话来的次数，仅仅只有四次，而那四次，全部是关乎我职业走向的大事。
我还清楚地记得，上次师父主动打电话给我，是在2001年的1月25日，农历的大年初二。那时，师父带我去见了一个姓李的胖子，听师父说，那个胖子也是个催眠的高手，但那个胖子似乎是利用自己的催眠术，控制了一批无辜的人，给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由于事情发生在千禧年的除夕之夜，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当时，师父是奉命去抓捕那个姓李的胖子，但不知师父的想法究竟是什么，把年仅18岁的我也带了过去。最终，由于事发意外，师父并没有完成任务，被胖子逃到了国外。而我，却整整昏迷了三天！
也正是那件事情的影响，改变了我对催眠行业的看法，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那是一件改变我整个人生观的事件。
想到这儿，我不敢怠慢，急忙按下了通话键。
不等我开口向师父问好，师父的声音就传了出来。
“不管你现在在哪里，有什么事情，明天一定要到我家里来。越早越好。有要紧事！见面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