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这几年，云州市的征地工作如火如荼，失地的农民经常来市里闹事，甚至把越级上访当作了家常便饭。
市里的领导们非常恼火，就拨款了修了这么一座现代化的基地。
按照市里的规定，凡是越级上访过两次，屡教不改的刁民，都要送到我这里来，接受思想政治再改造。
只有签了悔过书，承诺再不上访告状，才能从这里出去。”
见王学平一直闷头不吭声，熊卫红叹了口气，说：“咱虽然是个土丘八，却也知道，这事啊，市里办得不地道。
可是，咱也得考虑支队干部转业的安置问题啊。”
言语间，很是无奈。
王学平心里有数，目前的状况仅仅是个开端而已，自从实行了分税制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源日益枯竭，可是，所承担的事务却一点也没有减轻。
事权和财权严重不匹配，其结果是，结出了罪恶之花，掌握着公权力的地方政府，只能依靠卖地的收入来维持党政机关的正常运作。
再加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三公消费，在地方上，就形成了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中央拿了绝大部分税收，负责的事务却不多，以至于，各地需要跑部钱进。
而地方政府负责大部分事务，却手里没钱，岂能不想方设法的捞钱。
于是，巧立名目收取的各种杂费，如同雨后春笋一般，茁壮成长，芽生根，笼罩在了各地老百姓的头上。
由于官场上的风气日坏，接待的规格也越来越高，尤其是财政部、计委等手握实权的中央部委，随便下来一个小干部，地方上的领导必须像供菩萨一样，满招待不说，还得全程陪同。
王学平曾经亲眼见过，本省的某位副省长，去国家计委拜见人家一个小小的处长，不仅没有座位，甚至连门都进不去。
由此可见，跑部钱进的根源，不在下面，就在上层。
王学平身为体制中人，从个人利害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其实，他也很理解各地方政府的难处。
手里没钱搞建设，上边提拔干部却始终以gdp为纲，不仅如此，上头还经常闭门造车，坐在办公室里，拍拍脑袋，就整出另一种新鲜的“一票否决”的戏码，这不是逼良为娼，又是什么呢？新三座大山压得草民们喘不过气来，肇始于分税制实行的那一年，之前的房价其实是相对合理的，普通家庭供养一名学生的压力并不大，只要单位效益好，看病也可以有机会报销。
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不起书，其中尤以教育产业化对后代的毒害效果最深。
患重病看不起的，终究是少数人；买不起房，还可以选择租房；可是，教育一搞产业化，就等于堵住了贫民的孩子们，靠书改变自己命运的上升之路。
这么一瞎搞，就会使穷者益穷，富者恒富，已有的阶级日益凝固化，社会底层的人们越来越难出头。
现在的大学里面，很多来自于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的女大学生，只能靠着出卖自己的**，来换取可以改变命运的一纸毕业证书。
当然了，那些好逸恶劳的女学生，受社会风气的影响，而自甘堕落，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兄弟们别走开，至少还有一更，如果月票突破了6o张，司空就算是累吐血，也一定加更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