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军冲进东关时，王铭章师长不顾个人安危，亲临城中心的十字街口指挥作战。这时冲上南城墙上的日兵又向西城门楼逼近。经过激烈的血战，到下午5时许西城门楼落入敌手。日兵占领西城门楼后，即集中火力向城中心十字街口扫射。王师长及其随行无法存身，准备移至西关火车站继续指挥守城。他命令身边仅有的一个特务排，向西城门猛扑，被日军的机枪全部打倒。王师长身边无兵可派，不得已从西北角缒城奔火车站。王师长一行刚到西关电灯厂附近，不幸被西城门楼上的日兵发现，一阵密集的扫射，王铭章师长和他的参谋长赵渭宪、副官长罗甲辛、少校参谋谢大墉、第一二四师参谋长邹慕陶以及随从十余人，同时为国捐躯。
与此同时，日军用平射炮的破甲弹猛轰东城门，城楼中弹起火。攻占南城墙的日军也向北逼近。我军将士奋勇血战，终因弹尽援绝，无力反击潮水般涌进的敌兵，坚守到黄昏时退守到东北城角和北面城墙。第三六四旅旅长王志远和城防司令张宣武中弹负伤，城内守军无人指挥，陷入各自为战的状态。
我们在教堂里算是躲过了一劫，当听到王铭章师长为国捐躯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城里到处是枪声，鬼子把滕县的县城占领了，这时老道问我们想死想活，我看着老道说：“废话，谁不想活命，但是现在到处是鬼子，我们怎么活命？难道飞出去不成？”
老道说：“你们想死的话，我管不着，要想想活的话，我可就能救你们、”
我说：“怎么救？”
老道说：“白狐仙姑授过密语，今日亥时北门可生，过来亥时杀神降临，全城皆死。”
我说：“你是说，我们走滕县的北门可以逃生？可是王师长早就下令，堵死了北门，我们逃生无路了。”
老道说：“绝处逢生这句话你没有听说过吗？此时城已破，长官都为国捐躯了，城里大乱，肯定会重开北门，给剩下的川军留下点根。”
我点点头，觉的老道说的有道理，这时教堂里的钟响了就下，已经是九点了，我数了数身边还有三十多人，于是让他们集合，我站在他们的面前，对着他们说：“兄弟们，我不管你们比我的官大资格老，现在你们只要想活命，就得听我的，想死的话随便，我们只带着想活的走。”
那些人一听，都说听我的，我说：“我们现在要冲到滕县县城的北门，从北门突围出去，这是我们唯一逃生的机会，前进也许生，后退只有死，所以只有视死如归的走下去，才能绝处逢生，你们现在要听我的指挥，一口气冲到北城门。”
那些人都听我的，我说：“好，现在我们拧成一股绳，朝北门前进，记住咱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不能退缩。”
那些人都点头，我让他们准备好弹药，枪上上刺刀，然后转身对天宁他们说：“师弟，你跟着我冲到最前面，其他的人在我们身后。道长你只能自己保护自己了，我们顾不上你。”
清虚老道说：“好好，我老道杀人不会，但是逃命，还是能行的。那些短腿的龟孙子追不上我。”
我点点头拿起枪，然后带着大伙出去，这时的大街，战斗还在继续，到处是枪声，川军都是好样的，宁死不降，虽然弹尽粮绝，但是他们没有像南京的军人一样，放下武器，任人杀戮。我们冲到大街上，借着残垣断壁往前进，看见小队的鬼子，就开枪射击，看见大队的鬼子就避开走。
不过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引起了鬼子的注意，那些鬼子朝我们涌来，枪追着我们打，我和师弟在最前面，反而安全了，我们身后不停的有人中弹被打死，可是我们不能停，只能往前跑。由于城里到处是废墟，我们躲开了追击的鬼子，三十多人，只剩下十几个人了，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于是我们找来鬼子的尸体，扒下鬼子的外衣和帽子，然后换上鬼子的衣服往前跑，这一路上我们听见鬼子最常用的就是“你们滴什么滴干活？八格牙路，死了死了滴，投降不杀。”
可能有人会说，那时的鬼子懂中文吗？其实他们那个时候，还真的能懂点，自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到1945年抗战结束期间，日本侵占中国土地，并有大量的日本人涌进中国，这时候日本人就不可避免的要与中国人民，尤其是汉奸们打交道，语音不通自然成为了问题。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期间，为了“促进”与中国人的交流，日本人曾在中国的占领地区推行“皇民化教育”，主要教中国人说日语，但是，由于日军在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所以日语并没有推行开来。
此时，日本的高级军官自然是有高级的随身翻译，但是那些低级的日本小军官就惨了，没有翻译，还要与中国汉奸交流，听不懂汇报不明白情况还要被上级责罚，实在是有些难堪。但是，人还会被尿憋死了？于是乎，日本人和中国汉奸说着说着就产生了这种新的中介语言。而且还有了一个十分正规的名字，叫协和语。
这种协和语作为两个人群的临时交流工具，与一般所说的语言相比，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词语比较简单易懂，在使用的时候双方都不会追求言语的丰富精确，目的就是让对方听懂就行。什么“不要”、“你的”、“我的”、“他的”、“买不买”、“多儿钱”、“干活计”、“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