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周说道：法令是由人制定的，不管制订法令的人如何聪明，如何有学识，如何懂得人情变故，制订下来的法令随着制订人的经历、学识、背景……等等不同，而有着千千万万个细微的变化。
这些小小的变化在制订之初，也许短时间内不会产生较大的疑问和矛盾，但是，这些法律一旦制订下来，以条文的形式分布下去，就已经落后于人情人心世风世俗。
可以想像得到，贞观年间颁布的律令，到五十年以后还能适应社会发展么？一百年以后呢？一千年以后呢？固守不变的律令岂能适合不断变化中的社会，以及人们的心理需求和社会规则？
又因为执行法律的人的不同，以及地域、种族、甚至气候、年龄问题，都会对律令规定产生较大的歧义。比如有的条文规定，轻则罚俸，重则罢免，更重则流放。
臣想请教陛下，何为轻，何为重，何为更重？还不是凭着执法人员的一念之差？这就给了一些不法之徒的空子可钻。
更不能想像的是，一些善良之辈，受到心肠歹毒之人的诱骗，懵懵懂懂的掉进别人精心设置的圈套里，这样的情况，谁是主犯，谁是从犯，谁又该负主要责任？
法为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准则，必然不能固守不变，而是随着社会不断的变化而不断的修改完善。又因为大唐是一个讲究人情的社会，而法条却是死命令，没有人情味，因此，臣建议，陛下要揣摩法令，必需条文中规定，执行时要有人情味！
李世民十分感叹：“还是马周考虑得周到啊！朕以为，人情是要讲的，也不能过分的讲。法就是法。情就是情，违法不讲情，讲情不讲法。总体来说，法大于情。而情必需顺从于法。”
“可法不容情啊！”马周反驳到。
李世民还很不习惯被马周顶撞，但是考虑到，现在制订条文有可能要适用于百年之后，现在稍一疏忽就会爆发想像不到的大矛盾，不得不虚心向马周请教讨论。
马周说：汉代之所以能昌盛不衰。威加四海，四夷臣服，就是因为汉代施行了外儒内法。儒者，仁义礼智信，孝悌廉倡。要求所有的读书人，必需按照这个标准去对待他人，对待君主。
可是，自汉代以来，真正能够读书的人，又有多少？天下八成的人。都目不识丁，听不懂儒士讲的那一套究竟是什么意思，更不懂他们做的那一套，天天之乎者是为什么。放着好好一句话不说，偏偏乌呼哀哉，感叹一通，何必呢？
在儒者眼中，普通百姓只不过是目不识丁的贱民，在百姓眼中，儒者也不过是一些迂腐而无实用的书生而已。真让儒者做事。书生造反，三年不成。百无一用是书生！
尤其是，儒者在儒家教条的规定下，消磨了本性。压抑了内心熊熊之火，变得既不能上马安天下，又不能下马治天下，全部变成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玩偶。因此上，这些人倒是比不了，目不识丁的人有胆识有魅力。甚至更比不上粗识文字的人更让人敬佩。
一句话。儒束缚了人性，使人变得不像人，倒像是一个懂礼节的猪！
所以，唐不能只发展儒，也不能一味的执行法，而是要兼顾百家之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兵家是保障家车的长城，兵家必不能参与到其中来。只要兵家不乱，则百家不乱！
李世民一时没有直接回答马周的话，站起身来，在立政殿内缓缓地走着，思考着，沉默着。过了很久，李世民才说：“百家争鸣只不过是一个混乱时期，人人都想在那乱世之中创派立说，其实，真正对家国有益的，是那些掌管着大唐数不胜数的底层权力的那些小吏。只要小吏清明，则百姓自安。所以，我们若想治理儒、墨、法、兵、阴阳等流派之说，必需先抓紧底层小吏的吏治。”
“吏治一清，则百律畅通！”
马周一时信服，也没表示不同的意见。
李世民又说：“随后，马中书与房玄龄等人商量一下，先从吏治开始抓起。不过，也要讲究人情味，不能一味的讲法！”
于是，马周和房玄龄大理寺丞孙伏伽等人，制订一款清明吏治的条款来。
此法一经颁布，立即引起小吏以及百姓们的热议。马周派一部分人，到民间采风，了解他们的心声。通过了解，发现支持的人占大多数，而反对的声音也不是没有。
通过不断的修改完善，一段时间以后，议论之声慢慢平息，开始化成规定在各地执行。
第一年，犯死罪的人有二百九十人，三年以后，犯死罪之人降到不到三十人。这说明各地执行的情况相当不错！李世民非常高兴，天下安定到这各程度，夫复何求？便摆下酒宴大宴群臣。
第三年结束时，李世民放这犯死罪的二十九名犯人全部回家，与家人团聚半年，处理以下后事，比如欠人家的帐还没有还啊，欠人家的人情债还悬着，或是娶媳妇没来得及生下一男半女的，回家和妻子团圆。等九月份必需返回长安，到刑部，到大理寺受刑罚。
这一个决定一出，满朝文武大臣吃惊非同小可。死刑犯若是逃掉了，对普通百姓来说，危害岂不是更大？
李世民说：“我相信他们不会做坏事，恰恰相反的是，他们一定遵守律令，而且还会在九月份的时候回到长安受罚。”
满朝大臣，除了马周和房玄龄等人之外，全都不以为然。
到了九月份，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