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企业获得的利润采取“四马分肥”的分配原则。即分为国家所得税（10）、企业公积金（20）、工人福利费（20）、资方红利四个部分。资方红利大体占大约50，企业利润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
不要觉得复兴党这样比较强硬的介入民族资本家的企业有多么的不公平。实际上，国营企业在国家所得税的上缴上高达30左右，同时国企还要接受党委和工人代表委员会的两重监督。在企业公积金和工人福利的分配上，国营企业的利润分配比例也要比私营企业高的多。其中在企业的技术革新和升级方面支出达到总利润的30，工人福利更是高达40。
所以说，如果把国家作为国营企业的利润分配方和民族资本家进行比较的话，国家从国企的利润中也只能获得30，而在私营企业里，资本家可以通过“四马分肥”获得高达50的企业利润呢。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本家在企业经营中失败的话，那么资本家只能回家自己吃自己，破产了事。国家是不可能为他们兜底的。
当然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解释了为什么在国家放开了对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限制，允许他们到中华帝国的藩属国投资设厂之后，无论是那些从事轻工业的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忙不迭的跑到东南亚地区的中华帝国藩属国去投资设厂的现象。
毕竟中华帝国对目前阶段藩属国国民设定的最低工资，即使对藩属国国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恩赐，但是和国内当家做主的工人阶级比较起来，他们仍旧是非常纯粹，几乎是没有什么用工限制的超级廉价劳动力。
目前阶段里，那些接受过当地中华帝国驻军一年左右的简单纪律和组织培训的朝鲜人和倭国人，就是中华帝国的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最喜欢的用工对象。
截止到1638年，中华帝国在南中国海各藩属国的企业，几乎每年都要吸引几万名朝鲜和倭国归化民到南中国海地区就业。
当然了，如果说在复兴党治下的民族资本家已经挺不容易了的话，南明伪证府治下的那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大地主和封建手工工坊主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掌握了南明伪政府的所有权力，把崇祯皇帝彻底架空的江南文官官僚集团建立的手工工厂具有官僚资本主义的特征。但是很明显，他们的日子远没有后世著名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那么滋润。
固然，这个时代的江南封建官僚资本主义集团像“蒋宋孔陈”一样，凭借国家政权的垄断力量，通过掌控金融、苛捐杂税、商业投机、通货膨胀等手段巧取豪夺而建立起了大量的垄断性质的手工工厂。但是，一方面他们没有外面的美国爸爸帮忙，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供他们兴风作浪。在复兴党的工业品倾销和对他们的海外贸易的全面封锁下，他们很快就退化成了坐拥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兼买办。
让人比较惊讶的是，特别是让王书辉有些没想到的是，掌控南明伪证府权力的江南官僚地主集团，在复兴党的巨大压力下，居然也做了一些很了不起的改良。
比如说，至少在浙江地区，江南官僚地主集团重新恢复了国家赈济体系。
很明显，因为从1634年以后接连丢失了江西地区和广东地区，南明伪证府已经吸取了一个明显的经验教训，那就是绝对不能对遭遇自然灾害的老百姓继续不管不顾了。因为只要在他们的地盘上出现了流民和难民，那么复兴党的军队就会雷霆万钧般的出现在当地，先是消灭当地的南明武装力量，之后就会占据当地的土地，救济和扶助当地的百姓，最后把当地的百姓变成一帮子跟从复兴党人的乱党。
原本在南明伪政府里能够和江南官僚地主集团相抗衡的赣党和粤党，就是这样彻底的根基尽失的。
其实经验教训的角度来说，南明伪证府失去湖南地区和广西地区，就是这个原因。等到他们再次丢失了江西和广东之后，他们才明确的认识到，只剩下浙江和福建这两小块地盘儿的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次承担失去土地的状况发生了。
所以无论是重新变成彻底的地主买办的江南官僚集团，还是被复兴党海军轻松的毁灭了所有的海上力量，转变成了彻底的地方军阀的郑芝龙闽党集团，都不敢放任自己地盘上的老百姓在自然灾害后变成流民和灾民了。
江南官僚集团的办法是，大地主们互相商量着出些粮食和山地，组织总是接连不断的因为小冰河自然灾害而产生的灾民和难民，开荒山搞梯田，大搞以工代赈。
郑芝龙地方军阀集团的办法则是，采取宋代的老办法，把灾民和难民编成厢军，在福建沿海地区搞搞渔业生产。
当然了，这样的办法并不能解决什么根本问题。两地的封建统治者的最终办法，还是私下里和复兴党进行接洽，把那些被他们组织起来的灾民和难民送给复兴党方面。
对于这种情况，复兴党是比较愿意的。说实话，江西和广东的人口除了一部分集中到了珠江三角洲和鄱阳湖平原上的国营农场里以外，两省的大部分人口，还是被复兴党转移到了北海道、济州、吕宋、安南等地区的复兴党的海外国营农场中去了。
除了两地的山区群众被复兴军吸纳之外，大部分处于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