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赈灾最好的方法是以工代赈，如此不仅能够让灾民吃饱肚子，还能够充分利用灾民这些劳动力。
以工代赈的前提是生产总体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也就是说出现饥荒的原因并不是粮食总量的不足，而是这些粮食足够百姓食用。只是囤积在少数人手中不能充分发挥其有效的作用而已，这也正符合长沙现在的状况。
以工代赈实施最好的当属二战之前担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了，他当时的所面临的情况其实就是生产总体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于是他就通过举办公共工程，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来增加国民收入，刺激消费与生产的均衡。
罗斯福执政初期,全国共有1700多万失业大军，1934年美国政府将单纯赈济改为以工代赈，明确规定对有工作能力的失业者不发放救济金。而是帮助其通过参加不同的劳动获得工资，此举为广大非熟练失业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等到到二战前夕，美国政府投资的各种工程总计雇佣人数达2300万，占全国劳动力人口总数的的一半，可以说罗斯福的新政通过以工代赈的举措为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缩小社会分配差距、促进需求增加发挥了重要作用。
罗斯福新政对美国及当时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基本克服了三十年代经济危机，还曾造成战后美国经济长期上升的总趋势，可以说它延长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这就是新政的根本作用。
同时，由于新政的实施使美国迅速恢复了经济实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挥了民主国家兵工厂的重要作用，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不过现在长沙的情况却与二战前的美国大不相同，满清地方政府的不作为让长沙的粮食危机愈发严重，而这种不作为直接导致了懒政现象的出现，于是在面对动荡的时候不想着怎么去平稳的解决，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利和武力对百姓一味的打压。
以工代赈在长沙并不是没有现实基础，就目前而言，不仅是长沙一地，整个湖南的交通水利都是不尽人意，也就是占着徐家大修商路的便利才建成了府与府之间、府与省城之间的道路。至于各县城以及县城到府城之间的道路依然坎坷难行，而整个湖南的水利设施却是一团乱麻，不然也不会出现这里发生旱灾，另一个地方却在发生水灾的状况。
不过徐家现在并没有取得湖南的行政权力。兴修道路和水利这种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考虑除了政治方面的因素，还有所经过地区当地百姓的利益，这种情况除了拥有行政能力的政府机关，外界势力是很难通行的。
正当长沙的时局逐渐开始转向稳定的时候，在阿巴丹的徐卫也已经与在长沙遭受损失的列强达成了赔偿的协议，在列强受损洋行的狮子大开口下。他要向这些洋行支付近三百万英镑的赔偿金，这显然远远超过了在长沙各洋行实际的损失额度。
本着有钱任性的原则，徐卫并不觉得这份赔偿协议对他而言是一个多大的损失，相比于这种损失，他更关注的是发生在阿巴丹的一件改嫁事件。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那次声势浩大的原第一师集体婚礼说起，当时有感于新澳港那女比例的大比例失调，徐卫便产生了让波斯人嫁给自己军队士兵的想法，随后他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使得这个想法被很好地执行了下去。
在当时的原第一师，基本上所有没有结过婚的士兵都在波斯寻找到了自己的配偶，而这些波斯女人在原第一师离开波斯的时候并没有随他们离开，而是集体居住在阿巴丹为她们提供的住所内。
原第一师的士兵在经过多次战争之后已经有了很大的减员，这也标志着在阿巴丹的这些女人有很大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了寡妇，按照中国封建礼教的约束，这些寡妇是不允许改嫁的，并且在举行集体婚礼的时候徐卫还宣布了他指定的军婚法案，这主要是为了保证那些因为为他征战沙场而长时间与妻子分居的士兵而制定的，法案规定任何破坏军婚的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按情节的严重大小最高刑罚为死刑。
然而，再严厉的法案也无法断绝人类对两性方面的需求，在原第一师征战沙场的时候在阿巴丹也确实出现了一些破坏军婚的事情，为此阿巴丹的政府还处决了一名情节比较严重的波斯男子。
但是，这一次与之前的情况大为不同，其中涉事的男方为徐卫军队的士兵，涉事的女方则是丈夫已经战死沙场的寡妇。
这名涉事的男子虽然隶属于原第一师驻扎阿巴丹士兵，但他并不是原第一师内的第一批士兵，而是之后根据军队战斗减员补充进去的新兵，并没有参与那场声势浩大的集体军婚，在婚姻方面属于单身。
在军队再次整编之前，对于原第一师的全体军官而言最好的军事任务莫过于两个月一轮换的阿巴丹守备营，这些士兵相对于军队内的其他士兵而言不仅有更多的假期，还能够隔三差五的与自己的妻子见上一面，叙一叙相思之情。
在军队建设以来，徐卫最关注的就是军队士兵们精神上的问题，所以就算在朝鲜征战最酣的时候他依然坚持着这个轮换制度，用及其高昂的运费将那些轮到驻扎阿巴丹的士兵运到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