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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徐卫准备进攻日本本土的时候，北京城内却也有人准备这一场震惊世界的大事，这个大事起源于一场公案和一份流言，其公案当然是前不久的倒孙运动，而流言则是成为同盟会的领导人为革命家，至于这里面牵扯出来的主角自然是民国十大美男子之一的汪精卫，汪兆铭。
在这个时候，远距离革命家的批判和倒孙狂潮的连番攻击已经让党内党外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士大量出现，同盟会一时间陷入失败的边缘。
汪精卫是同盟会中无条件坚决支持孙中山的孙派骨干，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汪精卫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使党内党外的怀疑人士重新树立起对革命的信心。
汪精卫刺杀清政府高官的设想，并不着眼于暗杀计划本身是否成功，而是着眼于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
汪精卫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汪精卫最有名的文章是发表于《民报》上的《革命之决心》一文，他在文中说：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才使生米变成熟饭；釜则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自己当作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
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并不反对用行刺清廷高官的形式来挽回和唤醒民众对革命的信心，但前提是不要让他们本人披坚执锐。不过考虑到汪精卫是同盟会中非常难得的人才，所以孙中山并没有表示支持汪精卫的北上行刺计划，但也没有表示反对。
因为没有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的明确支持，汪精卫不得不自己寻找愿意和自己一起北上行刺，作革命之薪的人。而汪精卫首先想到的是黄复生。
黄复生是四川人，和汪精卫一样也是发起同盟会的元老，担任同盟会的高层干部，他读了汪精卫《革命之决心》一文后非常感动，对汪精卫说：“我也愿意作革命之薪”。
汪精卫把自己北上行刺的计划告诉黄复生，汪精卫还没有讲完，黄复生就大笑道：“铭兄，有话何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
汪精卫说：“去北京行刺可是九死一生，毫无生还的可能……”
黄复生豪爽地说：“我参加革命时早已立志为革命而死，还谈什幺生还的问题。这次就让我们一起作革命之薪吧。”
汪精卫再找到同盟会中会作炸弹的喻培伦，请他帮助作炸弹，喻培伦也爽快地答应了，愿意和汪精卫一同北上。
当然最坚决和汪精卫一起北上的是陈璧君，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
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满座皆惊。也让那位说风凉话的人羞得恨不得钻入地缝，可惜现在再也看不到陈璧君那样有志气撕毁自己外国护照的烈女了。
其实早在徐卫与日本第一次战争的时候，汪精卫和黄复生两人已经先乘英国船到天津，当时是同盟会的郑毓秀迎接他们。
郑毓秀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实业家。她本人精通外文，是天津有名的交际花。
郑毓秀经廖仲恺介绍加入同盟会，这次廖仲恺特别写信给郑毓秀，要求她全力帮助汪精卫等人的暗杀行动。
汪精卫平日接触的都是陈璧君那样的革命烈女，见到郑毓秀这样风姿绰约的美人交际花，觉得十分不自然。
汪精卫当时对郑毓秀说：“听说最近北京的火车站盘查得很严。我们这些男人携带炸弹容易引起怀疑。想请你帮我们把炸弹带入北京。不过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炸弹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
郑毓秀没等汪精卫说完，当即答应道：“如果不会爆炸，还叫什幺炸弹？这事就交给我了。”
汪精卫是个相貌英俊的美少年，又精通诗词文章，郑毓秀对汪很是倾心，在共事期间多次以教她作诗为借口和汪精卫接近，汪却极力避开和郑毓秀的单独接触。
汪精卫此时已经下定决心象柴薪那样为革命献身，早把男女私情置之度外，和郑毓秀的关系从来没有越过同志的关系，后来郑毓秀感叹说：“汪精卫真是少见的道学先生！”
在准备刺杀期间，汪精卫和黄复生在北京的琉璃厂租了一栋房子，用的是守真照相馆的招牌，因为照相馆的暗室最适合搞炸弹的组装，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也不会引人怀疑，不久喻培伦传来话，要在新年后的正月十五带铁西瓜入京，请汪等人去前门车站接站。
正月十五这一天，汪精卫和黄复生赶到前门站，见郑毓秀挽着一位白人绅士的手悠然走出车站，白人绅士的手里提着一个沉重的皮箱，里面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