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组织部的正科级干部，出路大体上有这样几个：一个是在组织部内部解决，升迁为副部长；一个是调出组织部，到县直机关或者乡镇单位，当一把手，这都属于是重用；一直留在组织部的可能性不大，毕竟组织部是分管干部工作的，那么多的位子，随便给你找一个，都是不错的。
蔡文斌正科级刚干了两年，就想下去当一把手了。以他的资历，到县直机关或者乡镇去，最多是当一个副局长或者乡党委副书记，虽然是正科级，但是，要扶正当乡长，还需要几年时间熬。
当副职，什么权力也没有，吃顿饭都没办法报销，没多少意思。
蔡文斌当然不愿意这样的安排。
他思前想后，就看上了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的位子。
在外人看来，党校常务副校长显然是一个不起眼的岗位，但是，只有了解情况的人才知道，这个位子也是一个不错的正科级岗位。第一，有职有权，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党校的校长一般情况下由县委副书记兼任，但是法人代表都是由常务副校况下，就是到党校转转、看看，什么具体事情也不管的，都由常务副校长自己看着办。第二，党校有财政拨款，有培训收入，还有几十间沿街的门面房，光是每年的出租收入，就是上百万，这些钱都是由常务副校长掌握着的，到时候想怎么用，就可以怎么用。第三，当时党校的常务副校长老黄年龄也到了，还差几个月就五十五了。县里的正科级干部，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到了五十五岁，要退居二线，任命为主任科员，不再担任各单位主要领导了。
蔡文斌这些信息都是知道的，他就找到了当时的县委组织部长贾格伟，想让他出面，保荐他出任党校的常务副校长。
贾格伟在清溪县工作这几年，蔡文斌是他最信任的干部之一，所以贾格伟就一口答应下来，但是，他点醒了一下蔡文斌，说：“小蔡啊，你的事情，光我一个人说了还不行，你得找一找胡书记和冯副书记。胡书记是一把手，所有的正科级干部调整，最后都是他说了算的。冯名扬副书记是分管干部的副书记，还兼任着县委党校的校长，你的事情，还需要征求他的意见才行。”
蔡文斌说：“我明白，我明白。”
为了搞掂县委书记胡民和县委副书记冯名扬，蔡文斌只好到胡民的住处送了五万块人民币的礼金。他用报纸包裹好，放在一个礼品袋里，晚上就提着去见了胡民。
五万块钱，对于蔡文斌这样的正科级干部来说，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他们两口子都是工薪阶层，老婆在县新华书店当售货员，两口子一个月的工资收入加起来也就是五千多块，要养孩子读书，要养老人，应付门头差事，一年下来，就是能攒几个钱，也是从牙缝里积攒的。他一下子拿不出五万块钱来。
怎么办？借吧！向做生意的亲戚借，说是用来跑官。他表哥是在县城里开超市的小老板，一听说蔡文斌需要钱跑官，二话没说，就拿出了八万块钱，说：“拿去吧，不够了，你还回来拿。我大力支持。官现在是送出来的，你没有官，怎么会有钱？等你当了一把手，想不发财都难！”
就这样，蔡文斌跑官的钱，基本上都是借来的。
胡民那里打点过了，冯名扬那里就很简单了。
冯名扬是本乡本土人，家就在县城里住，蔡文斌买了两箱茅台酒，花了五六千块，又准备了一万块的现金，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当天晚上，他亲自送到了冯名扬家里。
冯名扬和蔡文斌本来就认识，都是冯集乡的人，算是正儿八经的老乡。县城不大，也就是二十多万人，谁和谁什么关系，谁是哪里人，时间一长，大家就一清二楚了。
作为本乡本土成长起来的干部，冯名扬也很注重拉拢老乡关系。籍贯是冯集乡的干部，也自觉地把冯名扬尊为老大。因为冯名扬当时是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胡民和县长刘建都是外地人，冯名扬算是本地人中权力最大的。
在县城里，老乡、同学、亲戚，是形成一个集团的最重要的联系纽带。级别低的官员，也想通过和级别高的官员的联系，为自己将来的升迁打下伏笔。级别高的官员，也愿意多拉拢一些自己的下属，因为一来可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显得自己这个山头兵强马壮；二来呢，你提拔一个人，那个人肯定会感激你，逢年过节人家会看你，送钱送物给你，这些都是礼尚往来的事情，不犯法，不违纪，你的家门口天天门庭若市，这在县城里是非常光彩的事情。最关键的是，你还有面子，你一说话，就有人听，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谁都服你。
拉帮结派，搞关系，在县城里是必不可少的潜规则。你要想混下去，就得入乡随俗，按照大家约定俗成的规矩办。
所以逢年过节，蔡文斌都会亲自到冯名扬家登门拜访，礼物、礼金都是少不了的，一般情况下是一两千块的东西，用来维持双方的感情。
有了胡民和冯名扬的支持，蔡文斌的提名在县委常委会上很快就通过了，他顺顺利利地到了县委党校，当上了常务副校长。
当上了县委党校实际上的一把手、法人代表，手里有职有权，可以随便花公款了，蔡文斌一下子就成了有钱人。
此后逢年过节，蔡文斌都不忘记给胡民送礼，现在他手里每一年掌握了几百万的资金，有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