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权力高度集中，一些有野心的节度使常截留赋税以养军，养军以自重，对朝廷的政令阳奉阴违，谋取地方和私人利益。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严重依赖朝廷，没有朝廷赋予的合法性，他们在藩镇寸步难行。京西、京北等地，因为地方贫窘，财政入不敷出，藩镇军费和行政开支大部仰赖朝廷。
因此之故，这些藩镇的节度使（观察使、经略使、都护等）的任免由朝廷决定，州县官吏也由朝廷选任，地方所收赋税除留州、送使之外还要上供给朝廷，藩镇的军费虽由地方自筹，军令却还掌握在朝廷手中，朝廷下诏出兵，藩镇不敢不从。
而在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朝廷对藩镇和其所属州县依然能做到如臂使指，节度使或观察使的废立完全取决于朝廷的一纸公文。
不过也有一些藩镇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形成了实际上的独立状态，他们拥兵自重，割据地方，垄断节度使的废立和州县官吏的任免，截留赋税自给自足，对朝廷诏令阳奉阴违，乃至公然对抗。
这些藩镇被称之为“骄藩”，（骄是骄横跋扈的意思）他们主要集中在河朔地区（今天的河北、山东、京津一带），以魏博、成德、幽州三镇为典型代表。
河朔地区曾是安史之乱的策源地和主战场，安史之乱虽然平息已四十年，当年作乱的叛军残余却并未肃清，他们在安史之乱的后期审时度势改换门庭，摇身一变由叛军而成为主政一方的节度使。安史之乱后大唐国力虚弱，对地方采取绥靖策略，姑息纵容，以保持名义上的臣属关系。
时长日久，地方势力坐大，他们相互之间缔结联盟，相约互不侵犯，联合对抗中央，在藩镇内部他们自行废立节度使，不报户口，截留州县赋税，养兵割据地方，乃至自行任免官吏，实行地方自治，成为事实上的独立王国。
后院军为牙军精锐，牙军则是节度使亲兵，魏博军政大权现把持在平卢田氏一族手里，田萁的父亲果然是魏博后院兵马使，则必是田承嗣一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