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乐有一点没猜对，大雷其实没有被包成粽子，虽然他外面看起来很可怕，可是当洗过澡以后，大雷照着镜子，连自己也不敢相信。
除了一点儿擦伤以外，唯一最严重的伤势就是左小腿的骨折，不过按照汉斯的说法儿——
“最多是骨裂，”汉斯很有把握的说，“要是骨折照你这么折腾，现在就得截肢了，可你看——”他指着那除了巴掌大的一片血肉模糊以外，依旧强壮的大毛腿，“比我可白多了，一点儿事没有，你要不放心，天亮的时候带你去医院看一下，现在去也是排队等着，而且这个时候医院里肯定到处是警察，你去就正好碰个正着，到时候没完没了的麻烦。”
“还是去看看的好，”大雷看看汉斯比自己还像强盗的大块头儿，还是觉得到医院听医生怎么说比较保险。
“好吧，随你的便，”汉斯一副不信拉倒的样子。
“他不会有事吧？”里贝克有点儿担忧地看着实验室里已经躺在床上的邵乐。
大雷一瘸一拐地走过去，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他还想知道答案呢。
“歇了吧，”大雷转过身，开始朝外走，“他把自己关在里面，比我们可安全多了，嘿，汉斯，有吃的吗？怕影响身体灵活性，晚饭我都没吃多少，现在可是饿坏了。”
“有——”汉斯搂着他的肩膀，“烤肉，再来杯啤酒怎么样？”
“那还是算了吧，”大雷斜睨着他，“哥们儿，你这可就不厚道了，趁我体能最差的时候跟我比酒量，赢了也不光彩。”
“哈哈哈……”汉斯被看破心事，用大笑来掩饰自己的尴尬。
里贝克倒退着看了一眼依旧躺在实验室里一动不动的邵乐，走了出去。
“噔——”
室内的照明被关上了。
“嗡……”
外面的医疗设备开始工作起来，通过安装在室内外的各项扫描装置忠实地纪录着实验室内邵乐的生命体征变化。
大雷嘴上说着饿死了，可其实躺在自己的房间里，就再没出来。
里贝克也没有去叫他，和汉斯饱餐了一顿，为了等邵乐和大雷的消息，他俩的晚饭也没怎么吃。
这个晚上不管警察和特工们怎么忙碌，都跟斯腾博格实验室的人们无关了。
第二天。
上午9时37分14秒
大雷得到了让他放心的答复从医院里走出来。
这座城市已经再度恢复了平静。
虽然左腿还有点儿疼，而且医生告诫他少运动，多休息，可是他还是拄着一根临时用树枝削成的拐杖，一瘸一拐地散着步。
不用打仗，不用担心会有飞来的子弹，不用为了生存去跟有很大可能杀掉他的人拼命，这个时候生活总是美好的，哪怕是有点儿枯黄的树叶都可以让人感动个半天。
眼前视野一宽，不知不觉地又来到内卡河边。
这不是第一次路过这里，不过大雷也只有在今天才有时间欣赏这里的美景。
河边的小咖啡馆已经开张了，大雷找了一张露天摆放的桌子，支着拐杖坐下来。
昨晚他睡的不好，过于激烈的晚间运动除了大量消耗了他的体力以外，还极大地损伤了神经，极度的亢奋加上透支的体力，让他陷入了最难受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煎熬，一方面身体累的要死，另一方面中枢神经迟迟无法从兴奋的点降下来，大脑也时刻保持在快速思考的状态。
大雷要了一杯咖啡，虽然听说这东西可以让人更加兴奋，可是他也顾不上了，一杯热乎乎的饮料多少可以缓和一下情绪。
周围不止他一个人大早上就坐在这里聊天，也不知道这帮乏味的人整天能有什么好聊的，反正就听着他们得不得得不得的在那儿叨咕。
大雷的德语还只停留在勉强可以解决交流问题的程度，要是太复杂或者说的太快，他就完全听不懂了。
“可以坐这儿吗？”
突然而来的中文让大雷警觉地抬起头。
一个穿着晨跑黑色运动服的中国帅哥，阳光的脸，平头上还冒着点儿热气，礼貌地跟他打着招呼，“是中国人吧？”
“对，”大雷拄着拐杖的手紧了紧，伸出右手，“请坐吧。”
“谢谢，”帅哥坐下，跟他握手，“我叫徐贺。”
“张雷，”大雷随口报了个假名，他不是来德国交朋友的，不管德国人还是中国人，他都不想交。
“你受伤了？”帅哥看了看他的腿，“你的拐杖可真特别。”
“随手在树上削的，”大雷在对陌生人的时候一点儿不像那个在邵乐面前有点儿毛毛燥燥的糙老爷们儿，警惕心十足，“你在海德堡读大学吗？”
“哦，不是，”徐贺的咖啡上来了，他喝了一口，“来这儿出差，因为有两个人惹了点儿麻烦，我得来看看，确保他们都没事。”
大雷一只手从拐杖上不着痕迹地抽出来，打算解开自己的上衣扣子。
一支9毫米格洛克手枪在他的右肋下，再有两秒钟就可以碰到它。
“雷鹏阳，1994年生人……”徐贺突然开始背他的简历，眼神炯炯地看着他，“你不用去掏枪，要是我想宰了你，不用等到现在。”
大雷的动作没有停止，眼中的杀气不减反增。
帅哥儿的手指了一下他的胸前，“别再动了，”他警告道，“雷鹏阳，我不希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可是你也别一直逼我。”
大雷低头，一个小红点儿在他的胸前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