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守内虚外，不仅仅是大宋的国策，也是其它各国的国策。北辽、西夏同样如此。北辽各部落叛‘乱’不断，西夏外戚专权的实质是藩部日益壮大不听调遣。各国现在需要的是集中力量，解决国内矛盾，巩固统治。
不过，在历史上，只有大宋在国策之外，仍为了恢复汉唐故土折腾不断。历史上的宋神宗，要变法不仅仅是为了维持大宋的统治而已，根本上还是要收复汉唐故土。
只是，他的努力不符合这个时代的需要，逆天而行的结果是战火不断，毫无所得。历史上的宋神宗虽然想收复燕云十六州，但是没有底气。只能抓着西夏不放手，直到永乐战败，才算死了心。
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应当是为了解决三冗问题，国库空虚，民生困顿，军备废弛而进行的变法。然而，到了宋神宗手里，宋神宗和王安石的目的却决然不同，宋神宗要当秦皇汉武唐宗，而不是为了当秦孝公汉文汉景帝。他的目的是充实国库，对外扩张。但是他又不够凶悍，不够果决，害怕背上穷兵黩武的名声，成为隋炀帝一流，最后把变法‘弄’得不伦不类。
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众说纷纭的根源也就在这里。宋神宗和王安石基本目标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大宋富国强兵，不过王安石是为了大宋国祚，而宋神宗是为了个人的文治武功。
现在，赵顼放权了，把事情‘交’给了王安石。起初只是为了打通汉唐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抵制天方教东侵而举行的宋辽夏三国会盟，到了王安石手里却成了华夏诸国的大会盟。
自唐灭亡之后，关于领土的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无论是北辽、西夏，或者是大理、‘交’趾，都是如此。各国都在防备着大宋要恢复汉唐故土，要吞并他们。宋朝富而不强，让他们感觉到了安全，但宋朝的野心却让他们睡不着觉。
虽然宋朝给后世是一副弱宋的印象，但终宋一世，正如历史上记载的一样，战争与扩张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宋朝的矛盾是，一边要防止藩镇割据，一边要一统华夏，这是在带着枷锁跳舞。
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就像是后世中国的自治区一般，有着一定程度上的民族自治权。而对于游牧民族而言，又是兵民合一。所以，当中央政权衰弱，国家崩溃，军事力量瓦解时，掌握着一定军事力量的少数民族政权往往呼风唤雨，成了扰‘乱’华夏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五胡‘乱’华，比如安史之‘乱’，比如‘蒙’古人灭金，比如满族人入主中原。
不过，汉唐之时，绝对的拥有一统华夏的文明中心，也就是关中地区，在自然环境上没有遭到破坏。由而，在自然环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仍然强大，等到国家政权重组，汉唐仍然能像秦始皇一般，扫平天下，一统华夏。
隋唐之后，关中水土流失严重，地理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这个从历经‘春’秋四百年发展起来的经济中心不复存在。而以南京和北京为中心的两大经济中心，还没有发展起来。中国陷入了两宋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两宋时期，三百多年的发展，这两个经济中心才矗立起来。
继而，‘蒙’古灭金，迁都北京一统华夏。随后，明朝定都南京，驱赶‘蒙’古人，一统华夏。再后来，清朝入主北京，一统华夏。接着，民国定都南京，覆灭了清朝。最后，共和国，定都北京，建立新中国。中国的首都在北京和南京之间轮替。
在古代，相比南京，北京更适合作首都，因为这个经济中心沟通着东北和华北，地势上的一马平川，‘交’通上更加便利，定都北京显然更有利控制东北和华北，保证国家的统一。由而，无论是明朝还是民国，后来都要迁都北京。长安这个经济中心基本上处于中原腹地，不适合少数民族扎根和发展。而北京这个经济中心，本身就是处于中原边缘之地，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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