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文彦博代表着北方士大夫清楚地告诉赵顼：“圣上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也，非与百姓共治天下也！”直接告诉赵顼，士大夫才是皇帝统治天下的根本，并根据这个理由反对过赵顼开武禁。
而以蔡京则代表着南方的士大夫清楚地告诉赵顼：“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直接告诉赵顼，天下非君主‘私’有，而为天下人共有。并根据这个理由，极力赞成开放武禁，开放朝廷专卖。
南方士大夫无疑是代表着东南大商人，代表着新兴商品经济思想。现在的赵顼是穿越者，最后支持南方士大夫，因而才有了现在的迁都。
不过，历史上的赵顼是北方人，虽然用了王安石变法，但总是给王安石诸多的掣肘，最后王安石变法失败。北宋的诸多矛盾都是前者获胜，宋朝留给了后世一个弱宋的形象，一个国破家亡，文明中断的遗憾。
而蔡京，这个有着先进思想的人，在历史上却是一个‘奸’臣权相的形象。究其原因，王安石变法失败了，代表着传统思想的人们控制着宋元明清四朝，拥有着绝对的无人反对的话语权。
“嗯，愿上苍庇佑大宋。”司马光祈祷似的说道，接着又问道：“北辽、西夏是否答应前来会盟？”
毕竟司马光现在不在政事堂，很多事情，只有通过王安石，他才能知道。
“不只是西夏、北辽，大理、高丽、日本、‘交’趾、三佛齐都会赶来。”王安石回应道，有种万国来朝的喜悦。
“会盟的内容，政事堂商议得怎么样？真的要像对待日本那样，也支持其它各国进行开荒吗？要知道，即便支持他们开荒，他们也不会有粮食出售给大宋，铜铁也是如此。如果他们因为开荒，不断增加人口，从而拉起庞大的军队，那么日后大宋就是诸强环视了。毕竟他们不是日本，他们和大宋一般都是在昔日大唐的国土上建立起来的。大宋自认继承了大唐正统，那么就不可能放弃昔日汉唐故土。这点，他们也是明白的，疆土之争，是不可能回避的现实。”司马光忧心地说道。
司马光说到了重点，中国大一统的思想，决定了华夏各国不可回避的矛盾。
“他们会变强，但是大宋也只会更强。待各地驰道水道兴修起来，大宋根本没有粮食之忧。况且，人口的大量增加岂是几十年的时间就可以做到的，他们没有这个人口基数，即便他们人口翻倍，相比大宋，人口规模仍然不值一提。支持他们开荒，利于拉动大宋工商业的发展。我们大宋也不要他们的铜铁，反而要对他们输出铜铁。倒是，他们的铜铁矿石只能输出到大宋了。支持他们开荒，也是为了把军队战力上的比拼转移为治国政绩上的比拼。西夏、北辽皆是苦寒之地，在经济上支持他们，他们断然不会拒绝而大兴兵事。兵事不兴，大宋才能集中力量搞好内政。”王安石分析道。
司马光与王安石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才。司马光善于治人，王安石善于治事。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的区别就在这里。
“介甫这么说，接下来的十年，真是让人期待呀。大规模兴修水道，通达大宋各个地方，再沿水道兴修驰道，大宋各个地方就会在水道驰道的基础上融为一体了，从此之后，大宋再无藩镇割据之忧了。文事鼎盛，百业繁荣，安居乐业，贞观之治都比不了。”司马光憧憬道。
当王安石从流求带回了赵顼支持天下大治的圣旨的时候，司马光就格外‘激’动。因为，大宋盛世将在他们手里实现！
“是呀。一旦各地水道驰道修建起来，大宋各地就可以互通有无了。粮草减少了运输消耗，军队调动也会更加快捷。那个时候，还怕西夏北辽吗？那个时候，就是官家率领大宋铁军横扫天下的时候了！”兵部尚书王韶支持道。
对于刚刚结束‘乱’世，一统天下的王朝，兴修水道驰道都是必然的选择。其原因都是为了达到互通有无，方便粮草运输、军队调动，从而保证帝国的统一。
秦始皇以咸阳中心，修建驰道，直抵边境。又修通灵渠，转运粮草，由而征服百越。
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大修驰道水道，著名的隋唐大运河就是他的杰作，而隋朝修建的水利工程也十分得多，连后世的青海地区都仍在使用着隋朝建设的水利工程。正是隋朝的铺垫，才有了唐朝的文治武功。
宋朝吸取各个朝代的教训，没有过多地修建水利工程，没有修建驰道，因为怕耗费民力，导致天下大‘乱’。但是宋朝做得也是最绝的，直接采取强干弱枝的国策，把地方的财力全部收走。这种弱天下弱民的政策，直接导致弱宋的出现。
到了元朝，为了给宋朝擦屁股，建设的水利工程几乎是两宋所建水利工程的两倍。要知道元朝的国运才不到百年，而这百年间兴修的水利工程就达到了两宋三百多年所建水利工程的两倍，这个工程量是非常惊人的。
元朝灭亡了南宋，造成中国历史大倒退，这是一个事实。因为元朝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整个社会的制度，都是‘蒙’古旧制与金国制度的拼凑，相对宋朝而言是十分落后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海禁，元朝不到百年的国运，就曾下达过四次海禁。后来明朝大抵承袭了元朝的社会制度，从这点来说，还真是崖山之后无中国。
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