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的持续，大明财政在天启十五年迎来了一次暴涨，终于是在年末的时候，超过了35亿元的规模。
改革的顺利进行，也和军事力量的支撑有重大关系。
朱由校发动的这场改革，本质上就是一场以军事为支撑的暴力强拆。拆除的是大明旧有的制度，建立的是一套完善的地方行政体系。大明的行政模式，也从过去的地方自治模式，变成了朝廷直接一路管理到乡镇级别，如今只剩下村级是地方自治，但行政村依旧会有朝廷任命的村委书记。
书记这个官，都是汉皇党的党员，是委派到地方的一把手。
在这场强拆行动中，过去那些地主、商人、权贵等阶级的利益都不同程度受损，但同时又打响了竞争的发令枪，只要有能力，就可以在新的体制下获得利益。这场改革最根本的变化，就是日后没有谁再能躺着赚钱，只有那些付出了努力和智慧的人，才能获取利益。
对于那些有能力的群体，他们面对改革是精神振奋，一大批有能力的商人，随着改革而抓到了机遇，开始奋力的往上爬，形成了新的商业群体，而这群商人也是支持朝廷改革的群体。
过去都是那些官僚资本无脑赚钱，那些没有出身，没有权势的商人，根本没有什么机会，要想发展就只能沦为附庸。而改革之后，生存的空间一下就变大了，机会也变多了。
改革之后商人在官方的地方，也是有所提升。不过商人家庭出身的子弟，现在再次不能参加科举了，连普通公务员都不能当。当然要从政也没问题，只要停止经商就可以获得资格，户籍并没有定死。
相当于朝廷给商人重新画了一条线，政治是他们永远不能碰的，只要他们依法纳税就有地位。
当然这种地位，还是有限制的。
朝廷对于商人的住宅、出行车驾、婚宴之类的都有限制。普通商人即便再有钱，房子依旧不能盖得太大，除非是获得民勋的商人。
对商人的这种限制之所以没有取消，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贫富差距下商人在个人享受方面消耗过多民力，同时也是为了控制社会矛盾。
意思就是：好好好，你有钱，但你别给我出来嘚瑟。
商人要获得民勋，最简单粗暴的途径就是做慈善。同时做好组织生产等等活动，为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也可以获得民勋。
改革最明显的好处，就是国有资本的扩张。之前国有资本基本上都是在北方发展，这次南方改革，国有资本也随之在南方各省发展了起来，将大量资产进行了重组、开发。
随着改革的进行，南方各省的土地兼并也遭到了朝廷的惨痛打击。大量的地主，并没有经营农业公司的经验，很多也不知道如何提高生产力，面对朝廷严酷的税收，只能选择出让土地，那些土地在手上简直就成了烫手山芋。
当然也有大量地主登记注册了农业公司，把佃农模式变成雇工模式，但他们如果不提高生产力，就只能面临亏损。
有些地主注册了农业公司，却把土地给抛荒了，试图通过这样的手段来逃避税收，毕竟农业公司没有盈利的话，是不用交税的，结果因为土地抛荒，而被官府拿去强制性拍卖了。因为市面上有大量土地出售，基本上也拍卖不出什么价格。
因为新的农业税政策，市面上出现了大量便宜的土地，倒是涌现出了大量的自耕农。因为自耕农不用缴纳田赋了，也不用再承担徭役，在南方拥有二十亩不用交税的土地，养活一家人是轻轻松松的。
也因为新的农业税，大明的内部矛盾也消除了不少。
在中国，一个朝代的灭亡，是因为无道而导致百姓无法养活自己的妻儿，进而有道者推翻无道者的一个循环。除了满清，中国其他各个两三百年的朝代，没有一个是奴隶制的，全都是天道体系制度。
这次改革，朱由校也给百姓带去了生路。百姓可以选择移民，从而获得大片耕地。也可以选择当工人，从而享有朝廷的工人保障体系，也可以当一个不用交税的自耕农，自耕农还可以半农半工。
而全民教育体系，则给普通百姓创造了上升渠道。
改革后的大明，商人、地主可以有钱，但不能妨碍百姓生存下去的权力。任何想要依靠压榨百姓来无脑赚钱的商人、地主，都在这场改革的打击范围。商人、地主要有钱，必须得有本事能在新的制度下生存下来。
这个本事，不是钻营的本事，而是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把蛋糕做大。只要提高生产力、节约消耗、合理充分的利用资源，才能赚取到利润，否则朝廷税收就能把他们逼到破产。
在中国永远不缺有这种本事的人，这场改革的本质，就是把那些没本事又占用资源的群体一脚踹开，让那些有本事的人来经营这些资源。而那些重要的资源，则由国有企业经营，限制民资进入那些重要的经济领域。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解放生产力。
生产力上去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自然也就随之提高了，文明自然就进步了。
对于这场改革，随着官媒的发力，老百姓也逐渐深刻的意识到了改革的好处，无不对改革拍手称快、欢欣鼓舞。
那些商人就算想要反抗改革，随着江南的那群财阀的覆没，基本上已经不可能了。商人手上，并没有什么可以反抗的资源，还不如地主实在，地主手上起码还有佃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