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经历了蒋志清将军的清党之后，我党就不得不以谨慎小心的态度面对国内的政治势力。所以保留武力，只是我党为保证自身安全的一个举措。这并不能说我们的诚意不够！”面对杨寰宇的责问，周翔宇理直气壮的辩解道。
“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在这一点上，贵党与蒋志清将军所代表的gmd并没有什么区别！蒋志清为了赢得支持他们党的浙江财团的财力支持，以及考虑军队中的湘赣籍军官们的稳定而清党。但你们又有什么不同？你们拿了苏俄的援助，就要接受他们下达的指令，遵从他们的意志。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苏俄的那一套是否合适我们华夏的现状？你们不觉得你们在湘赣地区的做法有些过激？你们在搞肃反的时候，对待自己的同志与蒋志清的行为有什么不同？你们难道没有觉得，按照苏俄制定的道路走下去，受到损害的，将会是华夏的利益吗？我真心期望，见到一个能团结华夏各党各派，**自主的贵党，与华夏人民一起建设这个国家，而不是一个搞军事割据的利益集团。”杨寰宇的话说的很重，在他的话里，他直接把农民军说成了与gmd一样的，只顾自己一党一派利益的其它利益集团的傀儡。作为一个对gcd有着特殊记忆，并对眼前的周翔宇以及在湘赣的毛润之等农民军领导人充满敬意的他，在这个世界里，还是对农民军对苏俄的言听计从感到了困惑，这不科学啊。
对杨寰宇的这番话，周翔宇感到有些尴尬。湘赣苏维埃地区存在的诸多问题他何尝不知道？但他觉得那只是为了自己党的生存而采取的不得已的措施。无论肃反，清查ab团，还是查田运动、扩红运动，说穿了，还是因为党内不同的派系都集中在湘赣这个狭小的范围里，各个派别之间，为了争夺话语权，辖区有限的资源的支配权而进行的争斗。这时候，他们还有时间去想华夏民众利益吗？肯定先要为能否生存下去而努力。不然，目标再崇高，党被消灭了，人都死光了，目标还有实现的可能吗？
“现实的生存问题是不容回避的！在争取生存的过程中，我们出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的目标就不对，不能否认我们为了华夏富强而努力的理念。”周翔宇无法否认杨寰宇说的那些问题，因为那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无可否认。
“那我现在为你们提供了一个不用再看苏俄的脸色，能够**自主的、合法的生存机会，你们为什么不要呢？当然，这其中，贵党的阶级斗争观念是必须改变的。必须放弃以暴力革命的方法，要知道破坏是很容易的，建设却很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察觉，你们湘赣控制区里，各项经济数据的大幅度下滑。也不知道你们是否考虑过，下滑的经济数据要采取怎么样的措施来恢复。其实，你们要是真的能好好考虑这些问题的话，你们就会明白，你们的革命方式所造成的对经济的破坏，明白你们现在的所谓革命给民众带来的并不是生活的改善，而是他们更穷困。”杨寰宇启发式的说道。
农民军的领导人们，向秦博古，只是个26岁的年轻人。作为一群热血青年，他们何尝想过这些问题？他们只是以为象苏俄那样，打碎旧次序建立新次序就能使华夏走向富强。至于如何建立新次序，特别是如何建立起新的经济次序，这对他们来说，就有些为难了。他们是革命者，是政治的狂热者，但真的不是经济学家。他们现在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还需要在日后逐步的摸索，杨寰宇的话让周翔宇不得不陷入思索。
在接下来的交流过程中，杨寰宇毫不掩饰的表明他对苏俄制度的不看好。杨寰宇强调的是，苏俄的国家发展道路并没有经过实践的考验，但这种国家道路的实践是需要冒很大的风险的，而且并不是经过五年或者十年就能看出结果得到结论的。而且，即便苏俄成功了，也与他们的国家环境、民族习性、文化传承等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关联。华夏仅是一个刚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下脱身出来，经不起太过剧烈的震荡，华夏的崛起，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杨寰宇没去和周翔宇谈什么国家的扩张一类的话题，因为尽管苏俄自己在这么搞，但在他们的理论中，却把这个行为定性为帝国主义。也就是说，苏俄只有自己那么做才不是帝国主义，而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而其它的国家的党，是不能这么想的，因为除开苏俄以外，其它的国家的党与党之间，是兄弟和同志。既然不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所以，杨寰宇清楚，他要是现在和周翔宇他们谈到这个方面，引起反对那是必然。毕竟眼下农民军受苏俄的影响太深，苏俄的烙痕太明显。
周翔宇带着与杨寰宇沟通的结果返回湘赣去向农民军的领导层汇报。象这样的谈判，显然不是一时半会，也不是一次二次可以谈下来的。但杨寰宇显然委婉的拒绝了农民军的几乎所有要求，却又给了农民军一个希望，一个和平崛起的希望。只要放弃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暴力革命的手段，农民军可以在华夏的任何一个地方去宣传他们的主张，当然，所有行动必须符合现行的华夏法律。而且，农民军可以在华夏的任何一级行政区参与各级议员的竞选，只要能选上，华夏政府都一概认可。按照杨寰宇的说法，华夏境内所有的政党，在政治地位上，大家都是平等的。而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