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最终目的是国富民强的刘行也考虑到了股市的风险，推动社会变革、为经济发展提速的同时刘行也让赵鼎、苏权为首的一众财经官员制定出了一套相对完善的规避风险体制来。
在赵鼎将那套体制定好只会呈给刘行后，刘行这才敢于下定决心将交易所之事正式全力推动，推进到了筹备重组、准备开市的阶段中来。
刘行的设想很好，可是那些被第一批圈定的商社经营者、尤其是现在掌握着最大股权的人会愿意这样做吗？
在此之前刘行在让赵鼎牵头去做调查、让四大银号与军情部联合核定调查那些商社实际情况时，苏权其实就已经陆续地以私会形式分别约见了那些商社的最大股权人。
苏权的约见结果表明，四十二家商社中有四十家都正苦于无法获得更多资金坐视许多扩大其经营规模、增加盈利进项而发愁。
所以那四十家的最大股权人一听说刘行准备筹谋这种新手段去帮助他们融资后，都是当场拍手称快、坚定地表示会积极支持和响应。
只有成立最早、自身资本最雄厚，山西的一家保险商社和太原府内一家合股私营银号对此表示兴趣索然。
因为他们自身有足够的资本，又不求走出山西、求取更多利润，是典型那种“知足常乐而变为不思进取”的最大股权人在掌握着那两家商社。
对于那两家商社，刘行其实也有十足把握让其日后响应朝廷号召、加入到公开募股的队列中来。为何刘行如此有把握呢？那是因为其实早有对策成于胸、刘行早就预先想好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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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内部原始股、有了非公开发行股的基础，刘行准备在京东交引库正式更名汴京交易所、开锣重新正式投入运营的那一天，先将自己那九大商号合组起来的商社推入其中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融到资金以后，为自己商社在王屋山苍云谷、天目山下余杭县和湖南湘江边的湘潭县去建立起新的分置产业区。从而扩大自家的资本实力，以求让自己继续做天下商人的绝对领袖、加强对至高权利的自我保护。
当然，如果只是自己一家商社作为第一批公开募股的实体未免有些太过于扎眼，刘行可不希望被人再诟病为此项改革实际上是自己利用手中的权利在进行合法的以权谋私。
所以刘行之前已经让苏权、赵鼎等人联合四大银号的总办和总襄理做好了调查，初步圈定了准予公开募股、多大四十二家大型商社的名单。
那四十二家大型商社之所以被刘行第一批圈定，原因主要是亮点：其一，那些大商社都是由官转私或官督商办转为全私营性质的商社，其资产与资本户部、通商部和四大银号都了若指掌。
知其真实实力，才能确保公开发行股票后购买其股票的股民不会轻易因其商社亏损甚至倒闭遭受损失。
知其实际资产与资本，才好确定其公开募股的资金确实是用到扩大经营上去，并且便与金管署、户部和通商部的监管。
其二，那四十二家被首批圈定的商社所从事的行业都是高投入、高回报且风险相对低的行当。诸如保险、私营银号、从事军需器械长期供输的匠人社、私营船坞、私营车马行等等。
高投入、高回报加上低风险，这就为确保股民利益上加上一重保障。同时呢？民间有钱的人也不会过多担心，因为那些商社在社会上早已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和信誉度。
相信凭借那些商社的知名度与信誉度，让其公开募股融资不但不会引起负面反应，反而会大大刺激民间资本进入股市交易的yù_wàng、甚至掀起议论购股风潮来。
一旦风潮形成，现在的大多数民间富余资金中就会有很大一部分从四大官办银号存款涌入到股票市场中去，从而加速金融发展、为经济全面发展和社会变革起到强劲的加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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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后世里的股市不是很了解，但从前那个时空里在大学期间刘行还是苦读过一段时间金融学相关的东西的。
按照刘行的理解，之前的当下大宋各种号、社为主的商业团体，无论其是私营性质还是官办性质的其实都已经进行过初步的不公开发股。
因为即便是在四大官办银号中，中高层的管理者每年年底都会得到一些额外的赏赐。说那是赏赐，其实定下那种规则的刘行本人更清楚，那其实就是给中高层管理者分红、已近似于执行股权的分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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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将那些人的赏赐彻底明确、定义为运营管理者的执行股权，那么第一批原始内部股持有人便会应运而生。
而在官办银号的革新推进过程中，至今仍有许多私商在四大官号中拥有一定的股本。
对于那些股本，刘行的想法是将其直接变成非公开股权、将其性质彻底转为股票性质。日后可以自主、自由地进行交易和转让。当然在转让的时候，朝廷是会征收一定转让税的。
为税赋创造新的增长点只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是刘行想要将资本股份化变革的最大目标，就是让大宋彻底地变成一个高度自主、流动自由但又便与朝廷官制的资本国度。
只有将大宋从目前这种仍然处于传统农业经济为主的体制推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