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撤掉大理、鸿胪等寺也还可以理解，毕竟那些衙司与其他许多衙司在职事上是有所重叠的。可是裁撤刑部，马扩宣读完这一决定、朝堂之上顿时一片哗然。
在众臣哗然声中，又是曾经是匡扶之后首任的杨时挺身而出、走出朝班后大声地提出了他的质疑。
杨时质疑什么呢？他质疑的主要是三点：其一，六部之法乃是祖制、刘行接二连三地增加出新的部司也还罢了，可是不该完全推翻祖宗制法、连基本六部之一的刑部也一并裁换掉。
其二，刘行重法典、重法度，讲求以法治天下的思想，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是真可行的好思想。
可是裁撤刑部、将其权责分给新设的最高大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那么内阁之中的法务部又是何等职司？是不是从此以后就要变成只能制定发令、管勾囚徒，却无更多权责的部司了？
其三，如此裁撤刑部，那么廉政总署那厢里日后是不是也要并归内阁之中来了？那么廉署权责上许多是会与最高检察院有所冲突的，这样的设置是否真的很合理、会不会在日后闹出争权办案之事来。
听完杨时的这三点疑问，马扩没有说话、而是转头看向了一直笑容可掬坐在后面的刘行。
见到马扩回望自己，刘行也不含糊、马上起身走到阶前说出了整体的权责划分与日后各部司职权上的明确分定。
首先关于六部之制的问题，刘行给出的回答是：三省六部制是西汉以后长期发展形成，至隋朝正式确立，唐朝进一步完善的一种制度，隋唐至大宋的中央最高政府机构。其能否算是真正的祖制，有待研榷。
匡扶之后的大宋朝廷，从未再设门下、中书、尚书那三省。虽有六部，然则六部之事实际上大多数时候都被地方巡抚分理着。
如此一来，事实上老的六部中许多京官都是吃干饭、朝廷养的闲人，才使得汴京南市的茶肆酒楼又见繁嚣景象。
既无三省、六部延续至今已是遵从祖制，减少亢员、就不应该继续搞出老一套所谓祖制来增加朝廷的开支。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遵从祖制是一种尊崇先人的行为、是无可厚非甚至是值得赞赏的。但不懂得与时俱进、不懂得因势利导，一味地遵从祖宗留下已经不再适合当下时局的制度，那就是一种愚孝。
作为大宋朝的最高权责之人，刘行不会为了那愚孝一味地只遵从祖制，也希望各位站在这朝堂之上的中枢天官、各部侍郎及有司主官不可为愚孝而致新法革变推进受阻……
谁是愚孝之人呀？刘行这分明是在点他的名字、就是在他说他杨老先生是个愚孝之人，而且还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嘛！
刘行第一番话先如此回答了杨时第一个疑问，当刘行说完这些话之后，杨时的脸上变得青一阵、白一阵。想要辩驳、却知无理，不去辩驳、却是颜面受损。一时间、他竟不知该欲何往、站在那里连双手该放何处都找不准位置了。
见到杨时那副样子，刘行也不想过多去折损他的颜面。又是淡然一笑后，对他的第二个疑问做出了解答。
裁撤鸿胪、大理等有司，设立最高检察院、最高大法院的根本原因，刘行名言朝堂之上方才叫喊反对的人并未真正能够第一时间领悟出其中道理。
为何太裁撤一批、设立一批呢？刘行给出的解答是从前正是循祖制、守旧礼，导致自隋唐以来的沿袭至今的许多机构设置中存在的权责冲突一直存续着。
没人想要去改变祖制、这几百年来历代皇帝更是没有任何一个想要摒弃那种权责重叠出现的冲突的。
难道这几百年来唐宗宋祖都没看出来那些与法治权责上有冲突，是给朝廷陡增出许多繁琐事的根本原因吗？
当然不是，李世民的人品不咋地、可是他绝对不是一个昏聩之人。太祖皇帝、太宗皇帝更加不是睁眼看不到问题的那种人。
那是为何会出现这种长期因权利重叠产生重叠，却似无人思变、将其革新的呢？
这就是皇权与民权、皇家与臣子之间的一种潜规则，一种皇家不会说、臣民也不敢讲的潜规则了。
朝堂上许多大臣都是饱读诗书之人，相信都很清楚何为大宋朝的君王之道。所谓君王之道，就是让朝臣之间永远不能抱成一团，皇帝只管做和事老、左右逢源。
这种和事老做好的，诸如太祖、太宗，都能创造出一时的盛世来。
可是做不好呢？就会如前朝皇帝、如今被关在庆宁宫里终身圈禁的老皇帝一样昏德公一般，搞得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奸佞当道、贼臣祸国。
刘行不是哪个老昏君，也不会一直赖在这首相的宝座上不让他人上位，迟早在未来的某一天、这大宋朝的首相还是要换人的。
但是无论未来的首相是谁，身为臣者莫忘本，出自民间多思民。作为首相之人不管做任何决策，他首先不能忘记原本也是来自民间的，并非是皇族的人、不能忘记了自己的根本。无论日后谁来主掌朝政，民为贵、法为尊，臣为重、君为轻的基本方针都不容改变……
为民生、民权、民富、民强计，君王之道不当再用朝政中，更加不允许出现在衙司废立这种大事上。一切都要以时刻想着以最小的投入、去取得最大效率为根本。
而裁撤掉原来那些旧的有司是必然的，裁撤掉那些有司以后，彻底梳理清楚、重新分派权利才更加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