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呸，那你就休想最后利用我！”方丈也豁出去了，他其实最终是顶不住维尔福的酷刑的，但是拖延一点时间，也会对吴忻的计划有害。
吴忻对此早有预料，他之所以开诚布公，就是有了计划：“你今天是死定了，但是你如果老老实实地配合我，我就不会去已经被攻破的寺庙抓你的情人和孩子。他们大概正在收集你埋藏的财产吧。十年虔方丈总有几百两雪花银子吧，一个女人，一个小孩子，要背几百两银子肯定快不起来。”
吴忻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是斩钉截铁，哪怕是背信弃义也毫无犹豫和惭愧。
“你不能这样，我当了和尚，但是也没有不敬祖先啊。”这是炎黄之龙勉强忍受佛教存在的原因。“炎黄之龙是最宽大的神明，对于杀害妇女和儿童的行为祂厌恶到极点，你一看是炎黄之龙最虔诚的信徒，这种残忍的事你不会做的。”
圣母言官发展到明末的地步，虽然大部分是因为官僚体系自身的运转规律造成的，但是炎黄一族古老的道德随着时间而渐渐脱离实际，也确实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
“那是你不知道，我们面对的是多么可怕的前路，即使炎黄之龙也有绝望的时候。”吴忻狠狠地掐住方丈肥大的脖子。“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失败、灭亡并失去自我，为了能让我的民族避免这个命运，任何事情都算不上残忍。”
方丈看着吴忻近乎癫狂的眼睛，知道他不是在说空话，如果自己不合作，那他一定会杀了自己的孩子和情人。
吴忻确实是这么下定了决心。
为了拯救华夏，拯救沈阳数万生民，他可以违背誓言把方丈当作诱饵，也可以以妇女和儿童的生命来威胁他们的亲人。
正如第二代炎黄大祭司说得，大丈夫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这个“义”让一切都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