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坐不动的消遣项目当中，最普遍的莫过于听收音机了。在二十年代，中国生产的标准收音机和美国的电子厂商山寨的各种型号的收音机成为美国人家庭的核心，晚餐后大家围绕着壁炉上方放着的收音机收听哥伦比亚电台的时政节目几乎是美国中产家庭的常态。公众对新闻分析和新闻解释的渴望，带给时事评论员雷蒙德?格拉姆?斯温、h.v.卡滕伯恩、洛厄尔?托马斯、加布里埃尔?希特等人以前所未有的声望，数百万人专心致志地收听他们关于国际时事的观点。到了大萧条的年头，通过收音机传送的消息量几乎翻了一倍。
最好的广播宣传员就是罗斯福总统本人，他那句让人心里暖洋洋的平民化称呼语“我的朋友”，早在他1920年竞选副总统的时候就已经被采用了。他总是直接而亲密地诉诸人民，这一姿态打造了一种个人的领袖风范，就其影响力来说是空前的。一天的“炉边谈话”之后，经常能收到5万封听众来信。记录所有这些讲话的唱片，显示了罗斯福在演讲技巧上的变化，从老式的洪钟大吕式的风格，加上在前收音机时代学到的那种雄辩有力的停顿，到更低沉的音调，以及更柔软、更放松、更迷人的谈吐，这些更适合那些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听众。这也为罗斯福获得了大量忠实的粉丝，成为他新政的第一批接受者。
而电影——在上一个十年是全国第四大产业，依然是最重要的商业娱乐。尤其是听到那些在无声电影当中倾慕已久的明星们的声音所带来的喜悦，把电影工业推向了大萧条时期的第一波小小的高潮。
迪斯尼公司在1926年从美国中西部地区来到好莱坞，两年后创造了“米老鼠”，在有声电影《威利汽船》（1928年）让这个足智多谋的啮齿动物走上世界性主人公的道路之前，默片中的米老鼠并不成功。而1930年代快要结束的时候，据称，米老鼠已经逐步让位于迪斯尼后来创造的另一个卡通形象“唐老鸭”。不过观众们在欢乐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些美国的传媒公司里中国股份占据了上风，迪士尼的75的股份被三家开曼群岛的投资公司控制，而他们的控股公司则是瑞士注册的几家投资银行，这些投资银行的资本和控制权都在中国皇家的标准集团手里。
为了配合大萧条时期的美国观众对于精神慰藉的需求，大多数电影的内容是为了逃避现实而设计的，多数反映了那些疲累或倦怠的成年人的品位。他们所寻求的是奢华和传奇、性和情感的世外桃源，这些对于年轻的电影迷来说，远不如迪斯尼的世界那么有益健康。
在大萧条即将到来的时候，20个成年人当中大约有19个人是报纸的读者，四分之三的人读杂志，二分之一的人读书。经济危机只给报摊和杂志书架造成了较小的伤害——光顾这些地方的花费总是很小，但它带给图书界的却是一次严重的打击，与此同时，正迅速发展的公共图书馆也处在一个经费捉襟见肘的艰难时期。无所事事的百万民众突然发现，公共图书馆简直就是穷人的俱乐部，一个可以随便翻阅、打盹瞌睡的温暖而安静的地方。
1933年，美国图书馆协会估计，自1929年以来新增的借书人大约在200万到300万之间，而总的图书流通增长了将近50。顾客偶尔会对图书管理员说：“要不是因为有图书馆，我没准早就疯掉了，或者自杀了。”
起初，小说是最大的受益者，西部小说和轻松杂志的大量读者都逐渐增加，然后慢慢转向了技术和知性主题的书籍。然而不幸的是，就在这个发展机会最大的节骨眼上，图书馆却在贫困的重负下呻吟。
在60个大城市中，购书经费从1931年的一年两三百万美元，缩减到了1933年的不足100万美元。在举办193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那一年，芝加哥极力把它最好的一面呈现给世界。而芝加哥图书馆却面临着连续第三个季度没钱买书。无力替换破损的旧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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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改善糟糕的服务，缩短借阅时间，是最常见的障碍。直至大萧条中期的那些年，正在复兴的国家经济才让图书馆恢复了过去的标准。中国图书出版联盟在此时向美国的各大图书馆伸出了援手，除了将大批的介绍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图书援助给美国的图书馆，还提供了每年五百万中元的援助，资助中美文化交流项目，这一时期中国人在美国的形象变得积极而正面，强大的国防军、高速发展的经济、越来越多的中美交流生让一个已经赶超美国的中国逐渐为美国人所熟悉。
面对中国在各方面取得的耀眼的成绩，除了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百般狡辩之外，很多美国高层人士都在深刻的对比反思，试图从中国经验中找出拯救美国经济的良策。1933年初，富兰克林?罗斯福（fra）取代了焦头烂额的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2届总统。他针对当时的实际，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政策措施，历史上被称为“罗斯福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r”来概括，即复兴（recover）、救济（relief）、改革（reform）。由于大萧条是由疯狂投机活动引起的金融危机而触发的。罗斯福总统大胆的借鉴了中国严格管控金融和汇市的政策，他的新政也先从整顿金融入手。在被称为“百日新政”（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期间制订的15项重要立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