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这么做有什么意义？”费大宝笑着说，就像公司的年产值，只有产值越大，才能证明你有能力做这种事件，也能让投资人继续投钱。
在杭州住了一晚，次日上午大家各自散去，我和周会长的那五十来人也乘飞机回到香港。周会长非常高兴，安排人立刻把资料整理好，尽快发给她。乘车回来的途中，周会长问我们俩此行的感觉如何，我说非常好，长了见识又积了功德。费大宝却问：“周会长，这次放生行动，有多少钱的赞助啊？”
坐在前排的周会长侧头看了看他，说：“十三万港币，怎么？”费大宝笑着说周会长真厉害，算能拉到各种捐款。
“香港有很多大善人，”周会长回答，“他们有钱有身份，有地位，但也经常拿出钱来捐款做善事，我们xx慈善会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把这些善款用到实处。”费大宝还要说什么，被我轻轻打了他大腿一下，示意别再问了。
回到酒店，费大宝整理着包裹，我告诉以后跟客户在交流的时候，就算怀疑对方有什么不对劲，只要不影响合作，就别多问。费大宝说：“好吧，我就是看到那个周会长不太舒服。”我笑着说给钱就是舒服，管她做什么。
晚上我和费大宝出去吃夜宵，喝酒的时候，给老谢打了个电话，问那五百个平安符的进度。话筒那边传来老谢气喘吁吁的声音：“田、田老弟呀，你就不要打搅我了，我正在、在加班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