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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鸿升同袁天罡二人一直说到了也不知剪去了几回灯花，袁天罡这才告辞离去。
古代战争中的死亡率高，是由许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中固然有人海战术、盔甲护具、以斩首割耳计算战功……等等的因素在里面，但是这诸多的因素之中，影响较大的，必然有一个是当时医疗条件，特别是急救及伤口处理技术的落后。
夏鸿升平素交好的友人里面，大半都是军方的勋贵子弟，听父辈讲战场上的事情多，夏鸿升也跟着知道了不少。
军队中处理伤员的手法，夏鸿升是见识过的。
老实说，其实古代对于军中的军医和伤员并不是不重视，反而是十分重视的。
军中有专门治疗战伤的军医，为太医校尉、太医司马、金疮医和折伤医等称呼，且对于进入军伍的兵卒还会进行体检。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践医学的发展，就使金创折疡的临证经验得到积累和发展。比如说《肘后方》一书之中，就介绍了危重创伤的早期处理，描写了颅脑损伤和外伤可导致大出血致死的部位。另外还有《外台秘要》“金疮禁忌序”中引葛洪“凡金疮出血，其人若渴。当忍之。常用乾食并肥脂之物以止渴，慎勿咸食，若多饮粥荤，则血溢出杀人，不可救也。又忌嗔怒大言笑，思想阴阳。行动作劳。勿多食酸咸，饮食酒、热羹臛辈，皆使疮肿痛发，甚者即死。现代对创伤休克及出血性休克的处理，仍然采取这些措施。
葛洪认为：“凡金疮，伤天囟、眉角、脑户、臂里跳脉、髀内阴股、两乳上下、心、鸠尾，小肠及五藏之腑输皆是死处，不可疗也”。即是说，颅脑损伤、肱或股大动脉出血不止。或内脏破裂，肋骨骨折所致的气血胸等证候，就没救了。而这些对于现代医学来说也是严重的战伤。
同时，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是中国在痈疽金疮方面论述较详的第一本方书。他还提出：如被有射网的毒箭所伤，可用兰子散解毒。如箭在肉中不出，可用半夏和白蔹下筛，以酒服。并说：“浅者十日出，深者二十日。终不住肉中”。
另外，唐代辽阔的疆域和漫长的边防线之所以能够巩固。唐朝地主阶级一百多年相对安定的统治秩序之所以能够确定，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府兵制造成了强大的唐帝国军队。而在《通典》中曾引用李靖兵法：在军队中每营设有“检校病儿官”，每日巡查伤病员情况和饮食起居，以便安排医疗和后送，如发现新的病员或病情危重的士兵，必须报告总管。令医生巡营，给以适当的治疗。营主和检校病儿官，应按照伤病员伤势的轻重，安排运输工具和护理人员。能行走的病员给傔人（即看护）一名；病重不能行走的加给驴一头，连牲口也不能乘骑的重伤病员。则给驴二头，看护二人缚辇运送。如病儿检校官和傔人不好好照顾伤病员，各杖一百；若将未死的伤病员加以掩埋时，处以斩罪。部队中军校，每三天必须巡行本部军士的营幕，检阅他们饮食的精粗，以及劳逸是否适当，并抚恤战士疾苦，视察医药护理情况。战士如有死亡应立即上报，以礼祭葬，并抚恤其家属。如果死于阵战间，同火应掩埋其尸体，如因作战负伤死亡，本部将校应将经过情况详细呈报，以礼祭赠。如仅负伤，应随伤势的轻重予以优赏。这些记载，说明了唐代在军队中似已有类似现代救护所的设立，并有了较详细的医疗后送制度。
这些都说明了，古代军医不仅没有被忽略，反而非常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因为在皇权体制下，唯有统治者十分重视，才会有大量的人去在这一方面花费心思。
可是，受限于医者的认知和水平，有些在后世人看来十分常识性的地方，这个时代的军医也并为有所意识。
就拿孙思邈来说，即便是他的医术超凡，也懂的如何医治感染的烂疽，但是却对于如何阻止感染，也并无多少概念。
其实清创缝合术早已有之，东晋葛洪首先用盐水处理伤口，然后进行缝合手术，时至此时，已经形成了完备的清创术体系。
不过，仍旧有能够改良的地方。而恰巧，夏鸿升亲眼见识过村里的一位老中医缝合伤口。
村子偏远而贫穷，老中医手里根本就没有缝合线，而是用了另外一种线来替代医用缝合线来对伤口进行缝合——桑皮线。
所谓桑皮线，即取桑树之根皮，去其表层黄皮，留取洁白柔软的长纤维层，经锤制加工而成之纤维细线。桑皮线不仅制作方法简单，应用方便，且不易断折，更有药性和平，清热解毒，促进伤口愈合的治疗作用。
另外，对于如何包扎伤口，如何给伤口消毒，如何对用于急救的器材进行消毒等等这些方面，都是这个时代的人注意的不多的方面。
更重要的，军医太少！
太少了！学医的人本来就少，进入军伍之中成为军医的更是少之又少，外加专业技能并不过硬，甚至于有大量的巫医存在，这也是造成军队当中许多伤兵处置不当或是未及处理而死亡的重大因素。
倘若能够让孙思邈培养出来一批专业的急救队伍，跟随大唐军队为战场上受伤的士兵进行急救和伤口处理，防止感染的话。不仅仅于道门有利，更加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