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占据绝对上风的时刻，大唐没理由去答应革命党的求和条件。进一步向内地进军虽然意味着大唐支出更多军费以及派遣更多兵力，但是在之前大唐高层就已经做好了通盘的计划，从北美本土调遣的部队很快便能抵达。
定位上，大唐就不是侵略者，甚至客军也算不太上。唐军沿交通线向内陆纵深进展，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前清军队基本上都被收服，而百姓们也不会去找唐人的麻烦。大唐此时并不着急占据一地就全面控制一地，只要扼守关键节点，保证补给线，唐军就能不断向内陆进军。
武汉在几乎没有守卫的情况下，被唐军攻破。革命党已经打算放弃湖北和湖南，退往易守难攻的西南地区。他们将部队调往四川，准备凭借天险地形的优势，跟大唐周旋。可是革命党人打算得是挺好，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从武汉离开的两万军队，到重庆的时候居然只剩下了不到五千人，四分之三的军队都开小差，成建制地离开了革命军。
前清新军的军官们也不傻，当初他们登上革命军这艘船，是想看看有没有一条更好的出路，毕竟当时的情况有很强的不确定性，谁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但是如今局势已经相对明朗了，清廷已经彻底没有了，就算是各地满人的官员，这个时候也不敢提延续大清或者让满人继续当皇帝这种事情了。
大唐虽然没有说明确地兼并清国，但是在京师已经扯起了“大唐华夏临时管理委员会”的招牌。像是直隶、广东、江苏和浙江这些唐人影响力巨大的省份，原本的官府都已经开始改组，来自大唐的公务员已经上任，筹组新的政府。
同时，大唐没有跟任何势力妥协，无论是旧官僚、义和团还是革命党，大唐不容忍任何一方势力分裂华夏，更确切地说是分裂大唐的权力。很多有识之士其实已经感叹，这一天之前他们都已经预感到了，到现在真的来临也不会特别奇怪。
而之前投靠革命党的前清军官们，这会儿知道了大唐有意控制华夏全境，哪里还肯跟革命党一条路走到黑。丢了官职和仕途尚是小事，如果被安上一个阴谋叛乱或者战争罪之类的罪行，严重了就是枪毙，稍轻也是流放到不知道大唐的哪块海外领去拓荒了。
革命党人对军队的掌控力极为有限，只有极少数的部队才有革命党人军官带领，大部分甚至连安插一个监军都做不到。一出了武汉，这些新军们就没有人能够制得了了，开拔之后就去了别的方向，随后派人去向唐军投诚，等唐人过来接管。
说起来，唐军在清军之中的影响力也是不容小觑的。新式清军从建立之日起，从规章到训练是唐人帮助下建立的，在清廷崩溃之前，仍旧有大唐的军事顾问和教官在与清军进行着交流，所以新军对于唐军是十分熟悉的，军官们也多少能够扯上七拐八拐的一点交情。
最关键的还是，这些前清新军军官们知道，投了唐军最起码唐人不会坑他们。因为唐军压根看不上他们这点战斗力，不会把他们当成炮灰。最多把你按在一个地方，需要的时候调动调动。等过了这一阵之后，八成就要分拆重编，甚至有些部队会被直接解散。当然解散到时候也有钱拿，有地方安置。唐人做事缜密程度，是这些前清军官们都信任的。
在革命党的局势已经彻底向崩坏发展的时候，一直在义和团事件后饱受非议的大唐情报部门这时候终于也做出了一点成绩。
在成都起义之后宣布加入革命党的原清军西南将军杨遇春，被情报部门发展说服，于成都发动兵变，逮捕革命党人，捣毁了革命党人建立的四川省政府，将大唐的旗帜插在了成都城。杨遇春是在之前成都起义时被革命党人强行架出来的，那个时候是一群革命党士兵出其不意封了他的将军府，逼他就范。但是革命党人又不敢直接撤换掉杨遇春，收掉他的军权。因为凭革命党人那点资历和声望，根本没办法控制住整个西南新军。所以他们对杨遇春是一边拉拢，一边又监视。
杨遇春对革命党本来就无意，在唐人抛出橄榄枝后，立即就策划了这起兵变。毕竟是老谋深算的将领，他倒戈一击打在了革命党人的要害上，迅速掀翻了革命党的四川省政府。不仅如此，他还立即出兵，威胁重庆，这下子原本孙大总统指望地依靠四川天险阻挡大唐进入的计划彻底破产。
最后时刻，孙大总统走投无路，秘密向大唐表示自己愿意投诚，为大唐服务。可是，大唐方面格外执拗，说对阴谋反乱分子，不存在投诚这个选项，只有投降接受审判这一条路。
革命党人也已经人心涣散，就连很多老党员这个时候也瞧瞧地离开了，军队也完全掌控不住，颓丧的气氛弥漫整个群体。明白是不可为之后，孙先生挂冠而去，甚至没有跟自己的所谓行政院长、立法院长们说一声，就卷了伪联邦政府大量的资金，带着亲信瞧瞧离开重庆，至于去了什么地方，那就没人知道了。
不告诉其他革命党下属，是孙先生担心这些人投靠唐人会出卖自己，所以还不如自己跑了干脆利索和安全。
在1800年元旦，唐军顺利开进重庆，随后云南、广西等省革命党人也基本涣散，大唐控制了这些地区的形势。在清帝国崩溃之后，大唐基本上掌控了整个华夏土地，国土之内除了西北和藏区仍存在地方自治类型的势力，其他地区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