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人马林的事迹，让强霖很是感概。
作为宗主国的公民，能够舍命为殖民地的人民服务。这种精神与西方的宗教献身精神很有关系。这种传统的红党，一般很少肃反或者直接处决富人。他们最后都走上民主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
对于传递宗教价值观，在欧美，从来没有停止争议。比如殖民，到底是救济土著，还是抢夺土著；是带去了文明，还是野蛮。
中国不断传出教案，欧美议会总是拖延解决，争辩很大。对比贸易纠纷，议会派兵就痛快多了。所以英国主教在议会辩论时说：“你们的神圣的鸦片贸易，总是及时出动海军保护；我们的牧师处在危险之中，你们却看不到利益，总是拖延辩论这么做的意义。我们还是基督教国家么？”
对于传教这种事，新教和天主教都是积极的。但国家不一定积极，尤其是商人，看不出回报在哪里。
传教冲突根本还是在于官方。中国官方打不过，签了一系列条约。但中国重来不是好的契约精神遵守者。民间的儒生们往往杜撰谣言，比如育婴堂之类的，但从来没有证据。中国人民间信谣成风，往往就会欺负弱势的传教士，没有底线的杀人。官府则反应奇慢，往往是敷衍了事。
《扬州教案》就很有意思。几个年轻传教士，组团到内地，成立“内地会”，去拓展神的荒漠。扬州为什么是内地呢，主要就是不是条约规定的16个口岸。
典型的互相挤兑，一方尽量手续合法；一方尽量创造谣言。骚扰和抗骚扰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在一个精神不正常的老秀才带领下，成功的驱逐和羞辱这10几个男女青年。索性没有人员死亡。但憨态可掬的官府，还是惹怒了外交官，带着军舰去谈判。
但这次动军舰，议会却是不痛快。当外务部新任大臣提出传教士应该跟在贸易商人后面、而不宜擅自冒进的建议后，彼得堡主教麦基博士（d. ee）忍不住反驳说：
“不知外相是指何种贸易？哪种商人？…是否跟随鸦片商？或者应等到英国商人把他们各种罪恶灌输给华人后，才开始传播福音？”…“英国的贸易利益虽然很重要，但有一些事情是比‘神圣的鸦片贸易’更要神圣。英国为着‘神圣的鸦片’，不惜发动了战争；但有一些事情比这更加神圣 —— 就是服从主的诫命，到世界的地极去，不论安危，把福音传给万民…难道一个人成了宣教士，就应该失去他作为一个商人应得的权益吗？...如果一个基督教国家愿意大力保护其国人从事不道德的贸易；但传教士若得罪中国人，便需听天由命，甚至几为暴徒所害，国家也就手旁观，她还配称为基督教国家么？”
扬州教案发生的那年，1868年，正是中英天津条约的修约谈判陷入僵局、英国本土对华政策新旧交替有，此案之处理和结案方式的复杂而间接的国际因素。所以，有人抱怨“戴德生几乎引起中英战争”，不仅仅是战争那么简单，大概会损失条约的利益。
强霖认为，这里的情况就说明欧美民间和议会是有影响力的。正义和价值观，始终在欧美民间能够发出声音。
中国的国际传教士很少，慈善基金也是往里走。这个时期强霖知道的一个中国国际传教士是陆征祥，就是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外长。出国不归，留置在比利时，成了当地的传教士。
中国这种基于价值观的声音太少，大部分是忠君爱国教育。当然，也不是官府的单方面的宣传。士族们也是希望能够聚集起忠于自己的力量，所以抑制"拜上帝教"成为共识。
那么，就要树立敌人，日本人、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等等。英雄主义的内容就是谁做的狠而已。但无奈英雄总是先死，所以，敢死就成为一种精神。
弱化这种精神，讲究博爱一些，是否会成为待宰的羔羊。强霖不敢下断言。豁出一半人性命，去拼掉“敌人”，这种事中国人敢做，有人敢忽悠。问题得到什么呢？强霖不相信求仁得仁。
圣约翰大学校长、美传教士卜舫济在1921年的演讲中就视过激主义为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障碍，声称“过激主义之传播在各国，传布最甚的，莫如俄国”，其害处在抬高下等社会打压上等社会，这是一个“手和头的战斗”，“若是这种过激主义，常此传播不已，则是世界进化的大障碍”。陆伯衡也认为过激主义将使人类倒退于蛮荒、导文明于破产的境地，时代思想的危险莫过于它：“旧俄人民因受思想上过渡之刺激，与环境之归纳，发为人类危险之思想，而过激主义以兴。此过激主义者，果前进无阻，则其所至之地，必举凡人类之系维，生人之幸福，悉破坏而铲除之，使人返诸野人时代。”
强霖自己从逻辑上，已经推导出这种可能性。也看到中原大战的起因和危害，所以不赞同任何统一或者革命而引起的军事。
蒋中正已经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承诺不再有宣示革命利益的战争。民国人的学者还是很多，这些逻辑不通的统一、革命，正是大家避免的。
蒋中正失去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各系的帮助，也不敢独立北伐张学良。否则与安国军两败俱伤的黄埔军，无法阻挡桂系的逼宫。
虽然过激主义的传播不断，但是欧美的主义是逻辑化的，东方的过激主义却是结合了士族精神。
强霖最近不得不研究彭湃、杨荫等老资格红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