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徽铁矿公司，一家是霍守华1913年在上海成立的裕繁铁矿股份有限公司，很有故事。他们在芜湖、繁昌设立分公司及矿山事务所，霍守华任董事长，唐耐修任总经理。此后，裕繁公司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开矿过程，霍也因此受到了“资本受之于外人，即利益亦操之于外人”的围剿。霍守华在“汉奸商人”的舆论高压之下，于1917年5月21日连续八天在《申报》头条刊登启事：“……各股东以本公司办理一切均依国家法律，售砂合同亦系政府修订……对本公司营业动用其雷霆万钧之势，以相迫压，守华不足恤，将来更何人敢从事实业乎？”
至1924年，裕繁铁矿生产的铁矿砂为34万吨，约占全国铁矿砂总产值三分之一，全公司职工达2700余人，在全国铁矿中名列前茅。然而，在“中日商办、股份合营”的幌子下，裕繁公司一直被日本资方掌握了控制权。霍守华与唐耐修力图摆脱日方操纵，聘请英美技师，培养国内技术人员，正在逐步收回主权。
另外一家是1913年章维藩与桐城商人吴龙元共同集资五十万元，在当涂县创建了宝兴铁矿公司，开领采当涂北区平岘岗、大凹山、黄山沿、大小东山的铁矿，矿区占地1092亩。宝兴建矿之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铁矿石供不应求，铁价陡增，盈利甚丰。
章维藩在创办益新面粉、宝兴铁矿的同时，还在芜湖长街开办家具厂，专营西式和当地家具。1921年章维藩去世。
1927年，次子章兆彬主持宝兴铁矿公司，并有所发展。这个章维藩所创办的宝兴铁矿49后仍然占有马钢半壁江山。
对于安徽当涂县马鞍山附近的这两家铁矿，芸英的意见是收购主要股份，可以折换成新钢铁厂的股份。
但芸英把这件事的谈判还是由银行的强安主持。强安比顾凤鸣柔和些，顾凤鸣谈判过程还是太强势了。有些洛克菲勒的作风，总是给人和平还是战争？的选择题来做。如果不卖，他就用各种招数挤兑人家，当然他认为自己办的肯定比这些独立商人好。
不过这些都是民族资本家，为了民生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后期成就本来就该有他们的成果，把人家赶走就过分了。
强安接手这三家的谈判，果然他要求大家都拿数据说话，买卖公平。
先着手马鞍上钢铁公司的谈判。当涂县马鞍山这些铁矿商人，日资和官僚资本长期欺负，很不容易积攒了一些资本金。在强安这里都得到了承认，他们成功的换取马鞍山钢铁股份的25股权，成为马鞍山联合钢铁公司的第二、第三大股东。
最大股东还是赣州惠普工业银行，占有55股份，其余20被安徽前任督军倪嗣冲家族、新任督军陈调元家族、以及李特红商会购买。本来倪督军30万财产已经被国民政府没收，强安说咱是民间，只要你是真金白银，咱就得给你股份。这给与那些过气军阀很大的安慰。也是啊，你一个银行家怎么判断哪块钱是来自垄断的？
至于陆宗舆的龙烟铁矿，根本就是官僚们凑钱500万元办的。但是前途不明朗，所以没有办法继续集资。这次强安增资1000万大洋，收购其中66股份，这一千大洋，日资占25，250万大洋，这样钢厂以后有日资15。当然以前陆宗舆的资本中就有20左右的日资人头，现在这20相当于8；所以总股本中日资占有23。但前后不是同一波日本人，他们也很难形成合力。除非军部后面拿刀督战，可是日本军阀们也是做得出来的。
强安自己占有的750百大洋，给张学良200万，占总股本13；其余550万大洋，由强安自己出，占总股本36。一跃成为龙烟钢厂或者说，北京石景山钢厂的大股东。
关于盛家武汉钢铁厂，强霖联络武汉本地豪强，一举买下盛家和日本的资本，让他们拿一千万解套走人。因为这里的债权纠纷太复杂，还夹杂着矿石的贸易。
强安的赣州惠普银行，吞下全部股份，然后分给地方豪强20股份，由他们认购原始股份，收回部分资金。同时又贷款给武汉钢铁公司一千万，让他们进行整理。强安准备在出钢以后，再出售这个钢厂的40的股票。自己留40足够了，只不过不能现在卖，价钱不好。
现在三家钢铁公司都任命了董事会，强安是三家钢铁公司的董事长。
石景山钢铁的总经理是羽田浩，协理是陆宗舆。主要雇佣的是日本技术人员，按照日本的生产安全标准进行日常生产，出普碳钢，生产建筑钢材、铁轨、农具、汽车板材等。卖给谁，由总经理来定。
武汉钢铁公司，总经理聘任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的周仁，字子竞，1892年生。江苏省江宁县人。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毕业，公费留美，与胡适等是同学。1928年时值南京东南大学改组为中央大学，周仁出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还在中央研究院任工程研究所所长。强安答应他可以把工程研究所搬到钢铁公司来，资金单独列支，专门预算。
武汉钢铁公司继承了汉冶坪的所有高炉。强安嫌设备老化，希望能够重新建设新的钢炉。周仁周子竞，提倡数字炼钢，不能单靠经验。他早就提倡电炉钢，但是那时候他不是总经理。
现在作为总经理，他已经继承了老钢炉，这总要出钢啊。他自己亲自指导学生，记录各种数据，找出老炉新工艺，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