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最后转到山东省政府，接受朱庆澜省长、柳直荀秘书长的接风宴席。
朱庆澜就是山东历城县人，1874年生，55岁，比张作霖还大一岁。1913年，他当黑龙江将军时期，张作霖是北洋27师师长。他行伍出身，加上长期在东北供职，为人豪爽。这次是来山东赈灾，顺路帮助山东整治黄河，清理冲毁的农田和水利设施。
朱庆澜普通身材，面像更偏文人，刚毅中透着平和。眼睛不大，睫毛很长，总是眯缝着。一副若有所思，和始终观察着你的样子，与张作霖差不多。他腰板挺的很直，又自然而然。这是长期军旅生涯形成的。这次出任山东省长，是被张学良大帅留任的。
少奇等人代理一年张学良的职务，这次返回总部了。只留下柳直荀作为双方的工作的衔接。
柳直荀交给强霖一份电报。这是张学良任命强霖为“安国军大元帅助理”的职务，让他处理当地事物。
柳直荀转告大帅意思：让他安心休养参观，顺路帮助处理华北事物。如何从北京进入奉天，由张学良亲自给他安排。
估计要一个星期时间，才能安排妥当。
强霖说，十分感谢大帅的安排。从济南到北京，还是希望朱省长和柳秘书费心了。
朱庆澜说：我们虽然不认识，但你的大名我还是知道的。我们都专心慈善，大家志向相同，这比什么都重要。
强霖认同这个说法，他说：朱先生大义凛然，救助灾民，令人钦佩。请让我借花献佛，敬您一杯。
朱庆澜欣然饮下这杯山东孔府酒，说我们志向相同，山东的事情还需要强公子多指点。
强霖也喝了这辈孔家烧锅的自酿酒，比较平淡和低度数。但有些醇香味道，还比较绵长，这酒很不错。
他接着问了少奇等人的情况。
柳直荀说：少奇带着柯庆施、饶漱石、赵容等人都回总部了。走前都按工人解聘惯例，拿了三个月的薪水，其他的5万大洋“程仪”金，都留下给我们基金会了。
朱庆澜说：“这些人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一个大政府体系。可惜用的都是他们自己人，这些底下人也走了大半。这就是帮派的坏处，太爱任用私人了。还有那个本地赵家公子叫康生的情报系统，不公开，也只有他们内部知道。太令人忌讳了。连太后、皇上都不敢弄这事。那是东厂、西厂遗风，政坛很忌讳。”
朱庆澜最后说：人家忌讳什么，革命党就做什么。任用私人、秘密情报，这都是官场最受弹劾的东西。但他们目空一切，视历史经验不顾，毫不在意。那可都是历朝人命换出来的经验。太幼稚了，以为自己正义，手段就都是自己帮派操控。你们就是好的么，怎么证明给大家？
柳直荀是赞同朱庆澜的说法的，实现大同也要走正路，堂堂正正。
强霖知道，革命走正路，也是很多早期革命者的想法。可惜这种人死的快，都没有成为主流。这就是革命运动糟糕的地方，都是逆淘汰。无约束的野性，最后战胜理性。这种野性最后才具有摧毁一切的力量。
这就是所谓成功学而已。但宣传上，隐去了那些送了性命，没有成功的人的遭遇。比如早期革命者许继慎的家属就很凄惨。大量参与革命的农民始终也没有得好；更不用说那些附庸的中立势力、海外势力和传统文人。经过了革命的洗礼以后，一般都很清醒了，语言思路彻底被改造成革命的了。当然损失也有，就是很多家族成员走的早了，比如郭沫若老先生，儿子走的都比自己早。傅作义海外归来的弟弟，也比他活得短。
朱庆澜说：“不过他们很快建立了秩序，制定了规章。这些还是很有用的。我准备成立一个资政局，专门监督这些规章的执行情况。”
柳直荀说：“少奇等人还有一个受批评的地方，就是在人们眼下利益和公共建设之间，他更愿意让人们放弃自己眼下的利益。这让很多资本家和士大夫们不舒服，农民们也不舒服。”
强霖没有说话，这事情要详细调研之后才行。本质上没有什么冲突的事情，但少奇的规划，本身就是一个教育农民，为国家建设做贡献的规划。
这里出现问题，就在于规划本身的目标。注重国力，但百姓看不到国力与他们的关系。现在大家都是有产者。你不规划让我们更有产，却规划什么国力，那我为什么支持你？国力不就是政府把控的财力么，大家都是明白人，不要混淆这些概念。你们自己把控，能够比军阀把控好么？
强霖认为，富民政策，少奇还是低水平的。他只想让人吃饱饭，没想让人有更多的私产，或者说他意识不到。规划本身目标就不是发展私人财产。出现冲突是很自然的。
朱庆澜说：“现在克明主要负责政务这块，我还是在做水利和慈善。克明坚持继续插手市场，加强基层政务的运作，不过全是公开的，不搞康生那套。我也是觉得不错，毕竟治乱，还需要政策有执行力才行。乡下土财主长期没有人管治，政令到不了乡下。”
柳直荀，现在字克明，他说：“我看了几篇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克尼斯（john keynes）的演讲稿子，是齐鲁大学教会的朋友提供的。他也是赞同政府插手经济，增加外贸，这才能增加国民财富。然后才能大家进行分配。”
柳直荀30岁，正是创造力无限的年龄。他是长沙教会学校雅礼中学的西学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