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张恺荫提到，其实关于义和团的看法，陈独秀先生有个两次文章，很清晰，但前后观点有些变化。第一次是1918年，在关于拆掉德国公使遇难纪念牌楼的评论，指出革命是不能这样的；第二次则是1924年，关于义和团的再评论。这次则肯定了其反帝反殖民的意义，但指出农民的落后性，没有革命党的指引，自发革命是没有出路的。其中分析5条原因，主要是中国儒、释、道和鬼神论在农民中大有市场，还有与士大夫的互相利用。
蒋伟等几文人都说他们看到了这些文章，很赞同陈独秀先生的观点。凯茜则说她不认为陈独秀的观点正确，太宏大叙事，八股作风。我关心是每一个教徒的死前感受。在我眼里，一个人就是一个人。
张恺荫表示赞同，他也说我们党内，最早的关注农民问题的还是陈独秀先生，后来彭湃先生去做农运，也是受陈先生的影响。彭湃很早就开始做农运了。
左娜目瞪口呆，这是什么意思？彭湃是不学义和团，还是学义和团？因为强霖和林语堂在南洋，把彭湃杨荫两个人分析的十分透彻。那次辩论逻辑清晰，左娜记得很清楚。张恺荫不知道，他的讲话也还是宏大叙事性的，“注意农民问题”。
强霖摇摇头，示意左娜不要引起争论。他说：独秀先生对农民的看法是随着革命任务而定的，这是革命党农民政策的出发点。比如反帝的时候就肯定义和团行为的正当性了；在北伐的时候就利用农民运动反对军阀地主；在引起国共要分裂的时候，就要照顾到团结问题，不能反地主；在已经分裂了的时候，就开始发动农民暴动，接着大革命时期的政策，更为激进，开始残杀地主。就是现在，独秀先生的观点还在变。这里提到的农民，就是一个政策工具。宗教则是以农民本身的生命价值为主发点，是根本不同的。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wap_）,《重生的红小鬼》随时随地轻松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