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事，他是抛开象牙塔，走向混沌的标志。我们的底层人民，跟五四毫无关系，鲁迅这个人冷嘲热讽愚民，说的也是不错。但是鲁迅的主导思想太暧昧，容易让人们去寻找一个治世偏方。”
“这种寻找治世偏方，不能说是五四的成果，而是士大夫思想的延续。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从忠孝的小爱，到普世博爱；从等待接受，到主动思索。从现世享受，到永恒生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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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桓的讲话完了。八翰林理解起来不难，但任务太艰巨了，所以问题开始了。
晏阳初准备讲话。始终坚持在一线，他是各种乡村治理的代表。当然他自己不认为是治理，而是认为布道博爱。后世离开共和国后，也一直在东南亚文化圈子做乡村教育，是联合国开发的重要典范。在座的，都是这种人，才被选来，他们从来没有停止深入社会。
他们与胡适、梁思成文人圈子是有区别的，也与二代公子的圈子有区别。那两个圈子被毛大人称为国际买办知识分子，或者寄生在官僚体制的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的大手和同盟者。
实际上毛大人在湖南，曾经亲自参与陶行知等人的乡村教育，还经常远足到乡村。他从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乡村运动中，找到了农民运动的法子。当然目的不一样，农民的体会也不一样，说法也不一样，后果也不一样。人性不同，目的就不同，选择的服务工农的路子也不一样。
晏阳初完全赞同陈桓的讲话。他说：“我的问题是，这些教育怎么普及下去。”大家都表示了相通的担忧。
陈桓说：“我们祭酒仪式，受命于天的意思，但那只是一个习俗，不是我们的信仰。是应对国人，他们要尊重权威的来源。但这一个仪式，也产生一个信任的基础。”
美国教育的周诒春说：“我们只是追求真理，具体的执行还是教育部。”
陈桓说：“是的。教育部是官僚体系，他们会在推广力度和范围方面进行斟酌，我们也会给出建议。”
许璇是农业经济专家，日本帝国大学农科的专家，他也是赞同日本的变化趋势的。许璇说道：“日本农业技术很好，数学算度和规模经济也都很好。这些都让他们上层狂妄。基层农民的日子也不好，但很守纪律，这就可怕了。这个国家终究是个祸害。我们要撇清日本习惯，现在梁启超也似乎有些悟到日本的问题了。”
陶孟和是用数理统计的社会学家，也在乎教育与社会的一体化。他问到：“家庭教育是否包括在内，我们与欧洲和美国不同，我们的孩子是有不同的思想来源的。”
陈桓说道：“这还是教育部的事情。我们会给出家长、族长、私塾、乡绅、帮会、商人不同的程度的教材，社区建设的建议也会由我们推进，大企业的lún_lǐ也由我们研究。但我们尽量抛开政策的制定，免得我们成为人们的借口。”
陈桓最后说：“我们的人力资源是北京大学，恢复为国子监的本校。所以我们会尽量扩展到千人的规模，你们翰林的任务是审核他们的作品，和评价他们他们的学问。课题规划和选择是由专职的庶吉士，也就是博士后们来做。我们最先的任务就是推荐第一期的庶吉士36人。”
范旭东问道：“我们是否是官员体制？”
陈桓说：“大元帅的意思很明确，当朝一品。庶吉士为二品。博士是聘用，我们承认国际上的博士，我们也可按照国际规则授予博士。不是官员。历史研究将来都转到民间，公办大学很少的经费会用在断代历史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可以参照和购买民间的研究资料。”
洪业也听明白了。那些历史研究为主的学问家的日子，不会好过了。好在燕京大学是教会出资赞助，以后清华、北大历史教授，就都推到燕京吧，或者去南方中央大学，和广东的中山大学。本来历史研究也是宗教或者神学院的事情，当然也有党派自己的历史学家，比如简伯赞等人，就在利用唯物史观，建立一个进化模型。
八位翰林共同研究的第一条政策就是军政府承继国家衣钵，要求公费出国的学生，都必须按照国家的意思服务五年以上。是否满足国家的要求，要与教育部协商。自费、基金会赞助，私营企业赞助，教会赞助不在此列，但与基金会和教会，还有私营企业有协议的，教育部督促执行协议。
实际上八翰林在琢磨庶吉士呢。如果有些人不服从调动，肿么办？有些自己看上的庶吉士，现在过得十分的惬意，不一定肯来这个清水衙门。好在有公费的人才，这是国子监的人才底气所在
张国焘，比尔李（国豪），研究翰林院第一个建议，觉得翰林院真的是全局眼光，公费就是国帑，不能就这么浪费了。也不能让那些文人养成不讲信誉的习惯。
张国焘这个乱世枭雄，开始琢磨这个事情。他草拟了一个通知，大概意思也是如此。但是加上了惩罚措施：
公费学生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是按照国家的意思在工作，那么要还钱，按照银行的公正利息，和国家的再培养人才的时间损失，计算罚息。如果本人在国外，或者去世，则遗产用来清偿。
比尔比较善良，他考虑到个人的处境都是怜悯的角度，特此加上一条，本人因为疾病或者其他原因没有收入来源的，国家给予补贴，限额以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