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吴雷川的异议，强霖没有什么表态。司徒雷登只好说：“吴先生，校董会可能在教育部公布政策改变以后，就会取消与您的合约。所以对于管理方式请您不要再发表意见。”
吴雷川对于汉语会议还是听的清楚的。作为基督徒他也知道自己该退让了，不再说话。比尔李国豪是好心肠，他说：“教育主权、语言权利都是莫须有的。也就是教育主权这种事情到哪里去找来源？人权是主要的，那么教育主权就没有了，因为可能与人权冲突。不能双主权的。这是逻辑问题，不是历史问题。”
强霖不愿意在燕京大学讨论逻辑等学问，自己在这里比比，还是太幼稚了。看看自己的博士学长刘亶生就知道了。
强霖说：“教会大学培养人究竟是为什么？为了社会！我需要的不是士大夫，像在人家太太客厅高谈阔论的文人；也不是一帮自由民，像胡适博士；而是靠得住的，知道自己使命的人，或者说清晰生命价值的人。像我在各个岗位苦干，还一直照顾平民的师兄们。”
强霖继续说：“那么教会大学为什么要培养这么样的人给中国社会呢？因为中国社会自由人太多了。与美国不同，我们的99是自由心证的无神论者，多神论者，追求成家成圣成仙者。他们思想无拘无束的，真是自由啊。所以教会大学的任务是很重的。我认为，你们教会总部是知道这个道理的。而我们搞教育的基督徒，可能因为互相攀比学生数量，教学水平，研究力量等等，而忘记了教会大学的使命。”
司徒严肃起来，这些罪名，要是中国教育部给捅到美国校董会去，自己的职位是肯定保不住了。
比尔李国豪差不多是专家了，他说：“我知道美国社会精英有30是靠教会大学补充的。当然哈佛等私立大学，也有教会传统，也是精英的补充来源。公立大学主要是培养社会力量，不是精英。”
菲利浦傅泾波说：“我所知道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燕大不会，并没有放弃教会大学的责任。我们只是问清楚官费生的走向。”
张恺荫说：“他们将在政府的帮助下转行搞地理测试和勘探，将来也会在这方面成为专家学者。”
司徒还是表示不理解。强霖说：“第一，我们缺少人，没有足够智力的人去做这些技术工作，他们的智力足够。只要有一些专业培训，他们头脑会自动的加深理解，而不知不觉地就成为专家了。我们找不到科技基础这么好的人，清华的考试制度，让学生和家长们自动找到了承继科举进阶的精神出口。所以聚集了精华。第二，他们的研究或许有用，但是不着急。我们需要的是做人基础扎实的精英，不是大师。某科学问大师，不一定教育做人方面就可靠。我们先要忠诚的的社会良心，中国极其缺乏，尤其与美国比。但显然这些官费生，他们本人或许不错，但还没有能力培养中国的良心。第三，他们是官费，国家需要的时候，就得献身。这是政府的契约精神，不是教育政策和法律。”
司徒校长站起来说：“我彻底明白了你在说什么。多培养一个良心，中国就多一个保障。这个我清楚。刘亶生和洪业，都是良心，都是我找的。我是让你们的教育部搞糊涂了。你们不许教授宗教等等，我就只好办成公共大学。但是你说的好，再难，不能忘了良心。卜舫济的圣约翰大学就是这样，宁可解散也不去注册。我不抱怨，官费生你都拿走吧。”
强霖笑呵呵地说：“是的。教育部原来的规定是学国际惯例，自由化，包容化。但是一帮自由人，上自由大学。良心从哪里来？只能从家长社会，但是我们社会和家庭恰恰都缺少良心。美国不同，你们是早就有社会中坚了，多些自由人也无所谓。况且都是自由人，中外自由人的底线，也不一样。教育部看不到，教会大学应该看到这些。”
司徒校长说：“很好，我还有很好的教会资源，有欧洲各国教会的交流教师，比如现在的燕京，我的社会学系、新闻系都是国际著名的良心人士在办。学生少些，没有关系。我也可以自己多多办理预科和中学，这一块你们政府要支持，我们来管理。”
张恺荫悠悠地说：“如果大著作能够读懂，英文水平达到母语，很难有革命者在你这藏身了。”
司徒雷登苦笑说：“我现在自己的学生就得清理，刚刚接受北大的学生，也达不到这个要求。会有人走，会有人去预科，会有人不能毕业。”
强霖无语。这是你学校的事情。
强霖讲话是公开的。很快地人们把他的讲话报道了：官费生不能培养良心；教会大学是培养良心的；公共大学是培养劳动者；教育无主权说；还有别人太太的客厅；自由民胡适等等，都是各报纸的标题。
强霖没有理他们，跟袁三一起下乡，给他们讲解帮助农民致富的方法，玻璃大棚等。袁三老实多了，也幽幽地问：“我想去培养农民的良心，而不是让他们去致富。”
强霖看着她，叹了一口气，说：“我是说官费生们不能培养社会良心，你就能么？你培养你自己的良心先。”
袁三看着教会下乡的人士们也在研究大棚，她没有话说。按照佛家说的，先修炼自己的心？通过慈善，修自己的心？那么教书的人，怎么教导别人有良心。袁三对老师很是好奇了，尤其是教会的学者们。
看她陷入思索，强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