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霖把所部西北军的两个连，抽出的一个连，与红军一个排，混编成一个分队。让这个红军班长刘振东，字亚楼，出任代理文训官，负责混编分队的纪律；让西北军营长出任分队司令，他们掉头向北，继续追击残敌，并扫荡商县北郊的几个山寨。
刘振东岁数不大，才19岁，但是谋略不错，当红军前是福建家乡的小学教师。“八七”会议的总暴动令下达以后，在福建参加红军游击队。
强霖大致跟他了解过了。他也早就是红党了，因为家乡族亲刘占猷的教育而明白红党的意义。刘占猷，化名刘克模，是福建比较著名的革命党人，早稻田大学毕业，大钊和独秀先生的师弟。很自然地，他跟随了师兄弟搞共-产，在后世被肃反了，罪名是“社会民主-党”，莫须有啊！就是说，可能有这个倾向。
按照林语堂的定律，红党是向下一个层次传递的。刘振东这个中学生就是刘克模这个早稻田大学生的弟子。刘振东他自己也是小学教师，估计培养了一些农民和小学生。
强霖嘱咐比自己还大一岁的刘振东说：“你注意红军纪律和法律，战场指挥你听西北军的，他们都是行伍出身，技术比较好。不过，你参加过游击队，知道土匪的规律，也要多提建议。”
刘振东不满地说：“游击队是有纪律的，和红军差不多；不能跟土匪相提并论。”
强霖说：“我说的是战术！别忘了，我也是“三点会”出身；“三点会”就是你们福建流行的，难不成你们游击队里没有“三点会？””
刘振东说：“我们队伍里面是有三点会的人，但我们都改造成了红军，我们是有理想的。”
强霖说：“好吧。你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你把土匪们都教育过来吧。别忘了政治攻心之术，西北军是不懂的，他们估计就是坑杀土匪。”
刘振东说：“你放心吧。我们的一个排，主要是转化土匪还不行么。”
这次出行，这个剿匪小分队，竟然凭借二十里铺剿匪的威名，招降了不少的山寨。当然有些山寨也不是土匪，陕南山区的山寨多得很，基本上险要之地都建有山寨，不全是土匪。
但是哪家是土匪，哪家不是，就不好区分了。另外明着不是，暗着也说不准啊。抽冷子外出给过往行人打一闷棍，也是这里的乡风民俗。
强霖不在理会这件事，让刘振东自己发挥去吧。
却说强霖着剩下的一半人，继续行军到三十里铺。一路上的几个土匪山寨都是人去寨子空。强霖等人郁闷地宿营在空空的山寨中，好在土匪们留下不少粮食，估计走的比较急，还等着回来呢。
显屿的民团改编的红军排，被她带成了护兵，前呼后拥地扛着行军床和行军锅。西北军警卫营剩下的一个连，还能保持战斗队形。
强霖不禁有些担忧。这里的绺子可都不小，动辄千人的团队，还都有一些民军刀客在里面，也有一个红军游击队员加入其中。刘子丹就曾经组织过一次兵变，只不过这里的还没有组织起来。
以后也就没有这次兵变了。杨虎臣所部的许权中旅已经被强霖解散了。后世就是杨部的徐旅在渭南和华县兵变，也就是“渭华起义”。起义后队伍进入了洛南县，被井岳秀派兵驱散了。
唐澍等黄埔生战死，刘子丹逃进秦岭。
许权中早就弃军出走，因为他与唐澍等合不来，眼不见心不烦。他认为唐澍等人的战术就是拼死的节奏。他自己则认为先不公开打出红旗，先占据地盘，不分颜色地与军阀们打交道，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但也不能打土豪。
省委和唐澍等人，则认为那不是革命，那就是自立为王，怎么唤起人民的觉悟和斗志？
强霖认为，两种看法，始终贯穿着红军的历史。肃反和反对肃反，基本上都是这个由头，当然要加上各自的性格因素。这种事情也不知道谁做的对。
但是按照基督教的一般原理，唐澍等人牺牲生命，唤起民众的做法，更具有宗教的意义，也确实能够感动和教育人民。
简单地讲，比如山西省殉教的传教士，就是这种心情。他们实际上是带着喜乐的心情去了天堂，虽然他们也尽力地逃亡，但是并没有逃过追杀。那么他们就只有殉教一条路了，也就放开心情，快乐赴死。
强霖实际上是佩服唐澍等人的理想主义的做法。许权中等人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权谋，结果往往不好。这个结果当然是内部的信仰和思想的理顺，不是短期成就。
短期成就或许有些不错，但是人们养成了投机的心理基础。
中国的红党实际上采用了许权中的做法，这是中国历史的老套路。实际上整个红党就是利用各种机会投机，培养的整个人群的思想也就是这个基础。
也就是说，人群中没有人从根本上殉教。比如少奇同志的案子，想怎么办就能够怎么办，人群中哪里还有任何理想和信仰的影子？如果按照唐澍的理想，不平则鸣，红党的路子也不会这么弯曲。
所以王明等莫斯科派，后期怎么也板不过来这个思想，因为历史经验太强大了。近期的历史上，流寇张献忠的做法就是这样。为信仰而主动付死么？那是忠臣文人的把戏，不是军人的选择。毛大人不可能不研究这些历史经验。
抗日的中条山战役，毛充分地利用了口头和实际脱节的做法。对国军的支援，口惠而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