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霖和张寄吾总编还在做记者问答。
强霖说：“难得糊涂、水至清则无鱼之类的中国哲学？这个哲学是不对的。说的不清楚，就会差十万八千里。我们对自己不能糊涂，要清楚自己的局限，对别人也不能糊涂，但要宽容。最后看起来，正义是正义，宽容是宽容，正义和宽容并存，一点也不糊涂！”
张问：“好了。回到主题，你认为，孤儿们都是糊涂的革命者？”
强霖说：“也不尽然。比如北方徐永昌，竟然从孤儿成为最高军校的学生，这是遇到了好的老师傅的启蒙，无限制的正义感得到矫正。但有些人的正义感，遇到了不负责任革命者师傅的鼓励，受到某种学说的激发，一发不可收拾。比如你要坚持到底啊，要不畏杀头啊，不妥协啊，等等理论。被我执行军法的杨虎臣就是这样的人，总觉的自己搞才能达到正义的，身边也是一帮革命者谋士。没有任何办法改变的情况下，他自己送命了。”
张问：“杨虎臣是孤儿刀客，后来也是接受大侠郭坚的指挥，看来真的是缺少矫正。能否一个一个点评这些革命英雄呢？”
强霖说：“那是你们报纸的事情，我只是解释我与胡展堂事件的来龙去脉。我在失望下，脱口而出。虽然不是一句骂人的话，但直接点出别人的缺陷，也并不是很合乎礼节。不过我并不知道胡主席家里的情况，只是推断家里没有给正确的人生观指导。因为他自己碰到的社会环境没有这个教育，所以我就推断没有老人的指点。当然，由外人指点，他已经不能接受了，已经偏执了。”
张说：“谢谢你的说法，我们报纸会选择南北前十位革命家，进行分析，按照你的观点。”
强霖说：“应该很有意义。你们也要报到一些幼儿教育基础知识。补充社会教育的偏执。中国社会教育的偏执，至少需要几十年的建设，才能改正。家庭教育还是很重要。”
张说：“我会原样报到的。”
强说：“我对你们报纸的如实报到，总是宽容的。你不用担忧我的责任担当。”
报纸真的一个一个开始系列报到革命者的家庭出身和可能的影响。除了胡汉民的家庭出身和教育情况，首先附在后面的就是中山先生的家庭出身，以及后来的教育。第二个是张作霖张雨亭，胡子出身，自我教育。
当时民国的背景，大部分探讨民主体制的文章，可以骂国民党，但一般不涉及领袖们。都是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逝者讳。
文章一出，国民党大哗。这是要翻出党的老底，继续下去，那些暗杀者，暴动者的历史都会被翻出来。大家纷纷要求封掉报纸，但是报纸还在出版，竟然开始轮到汪精卫、蒋中正、袁世凯、徐世昌、张宗昌、冯玉祥等人。
蒋中正看着报纸，思考着。
宋美龄说：“南方的李济棠、陈济棠、陈铭枢等人来电报，要求刹住这股歪风。
蒋中正有些颓废地说：“看起来，这是心理科学，说的很有道理啊。你看，我小时候不是很懂事，由妈妈教育。我如果父亲在世，会什么样子呢？”
宋美龄说：“你到底是管还是不管，胡汉民要立法管理报纸了。”
蒋中正说：“他立法之后，我按照法律管理。你作为领袖，是堵不住人家的嘴的。你看北方，不是没有说什么么？我们国民党的正义，会害我不浅的。”
宋美龄诧异道：“这有什么呢？怎么害你不浅？”
蒋中正说：“你看，我们正义下去，就不用约法，用中山先生的遗作建国大纲来领导。建国大纲要训政，怎么训政是由我们党来指导。怎么指导？由立法院来立法。怎么立法？中央会议讨论通过。”
宋美龄说：“这也没有你什么事情啊！”
蒋中正说：“我们都是国民党，党国是一体的。等于我蒋中正就得这么领导国家的。”
宋美龄说：“我明白些，就是说，胡汉民立法，你执行。也就是你担当责任。”
蒋中正说：“如果一个国家要取得人们认同，就得民心认同，民心认同，就得士大夫们认同。但是，中央会议通过的东西，士大夫们，尤其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新生的士大夫们，是不会认同这些老朽的。”
宋美龄说：“也就是不认同你的领导？”
蒋中正说：“是的。现在各地都有武装，尤其是国民警卫队。我们要取得税收等权利，必须与各省谈判。现在不仅是外围各省，就是江浙和安徽、江西，还有上海，也在与中央讨价还价。”
宋美龄说：“所以，地方的认同很重要。南方的行政统一，必须改进法律的制定程序。你现在犹豫的是，制定约法；还是成立国民议会，直接制定宪法，抛开训政！”
蒋中正说：“抛开训政，我还没有想清楚。但是约法是肯定的。可是胡汉民连约法都不同意，坚持中央会议通过各种行政法律。”
宋美龄说：“比较麻烦。你如果坚持训政的建国大纲，高举中山先生大旗，就得不到自由知识分子和军阀们的支持；抛开训政，就得不到党内大佬的支持？”
蒋中正说：“我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强霖说的，带着军队，退出国民党一党专政体系，让他们自己搞。”
宋美龄说：“党军是总理的遗产，也是全党的军队，你带不出去。”
蒋中正说：“当然，要采用一些办法。比如我先把军队变成江浙等四省的国民